毛泽东在1949年上台时，曾高呼要实现粮食自给自足，但在10年后他发起的大跃进期间，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发饥荒，饿死了至少3000万人。

    新中国成立距今已逾60年，中共政府仍然未能制定出与其不断增长的农业需求相匹配的农业框架。不过这一次，中国政府在游说国外私营企业入场。因此，旗下有雀巢速溶咖啡(Nescafé)、奇巧(Kit Kat)等多个品牌的全球最大食品生产商雀巢(Nestlé)将率先开设其在中国的第一家奶业研究院，并将在研究院旁边建一座可容纳1000头奶牛的奶场。中国乳业正努力实现从小农户养殖向大规模奶场模式的转变，雀巢的计划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包括新西兰恒天然(Fonterra)和丹麦阿尔拉(Arla)在内的其他私营和准私营公司也纷纷入场，帮助重组中国的奶业——它们大多享受了一些优惠政策。中国奶业协会(China Dairy Association)称，中央政府自2005年来已发放15亿元人民币的补贴，今年还将发放2.6亿元。

    这个计划很大胆。2008年，三聚氰胺奶粉事件爆发。在这场引发奶粉行业重新整合的事件中，至少6名婴儿死亡，还有许多婴儿入院接受治疗。事件爆发前，中国有80%的牛奶产自小型奶场。中国只有7%的生奶产自大型奶场(能容纳超过1000头奶牛的奶场)，而这一比例在美国为近50%。

    但中国政府推动奶业结构转型的努力，不只是为了应对三聚氰胺奶粉事件。这些努力也是为了应对一股正在困扰各政府和食品生产商的全球趋势：人口越来越多，而土地面积没有增加。如何在保障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的前提下，用同样面积的土地供越来越多张嘴吃饭，这是摆在全世界面前的一道难题。

    雀巢新兴市场主管南都•南基绍尔(Nandu Nandkishore)说：“我们面临的特殊挑战是，去哪里找牛奶、可可豆等原料。这对我们的经营来说是个非常现实的挑战，因为如果没有优质的原料，我们做不成生意。”

    雀巢已经找到了一种解决方案：设立许多“中心”奶站，只有几头奶牛的小奶农可以把牛奶送到奶站，由奶站进行质量初检，初检合格后，再进行一道检验，然后送至雀巢的工厂。

    随着中国政府开始推动奶制品生产商转向大型奶场收奶，雀巢的这种体系如今正在发生改变。与中国本土奶业同行蒙牛和伊利一样，雀巢和新西兰恒天然都开始转向大型奶场收奶。但小型奶场不会被遗忘：雀巢将建起一些公共奶牛棚，将分属不同奶农的小群奶牛集中到一起——听上去仿佛共产主义的典范。

    雀巢大中华区总裁狄可为(Roland Decorvet)说，转型进展“神速……农民大批涌向城市，城里的最低工资也比养五头奶牛挣的钱略高，还不用每天清晨五点钟起床。”

    中国的农业五年规划预测，在2011年至2015年这几年间，将有4000万农民离开农田，涌入城市。

   
尽管计划的设想合乎逻辑，但谁也不敢对其规模抱有丝毫幻想。缺乏培训便是一个问题，也正因如此，雀巢才决定与一家美国大学合作建立奶业研究院。研究院将于明年4月正式成立。

    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样做就够了。国际奶业顾问马克•福尔贝根(Mark Voorbergen)就持怀疑态度。他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牛奶进口国，年进口量逾500万吨，而在将“后院小农场”式奶农转变为专业牛奶生产者方面，中国还面临巨大挑战。福尔贝根说：“中国与亚洲大部分地区一样，都不是擅长生产牛奶的地方。”他还说，牛奶“以前在饮食结构中所占比重不大，因此没有多少人养牛挤奶，更别说以牛奶为主要的收入来源了”。

    福尔贝根还提到了奶业饲料供应不足的问题。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继续提高，他们的饮食结构也在改变，这意味着猪肉和鸡肉的食用量在上升，令所有畜牧业主都面临饲料供应压力。

    但对一些人来说，奶业转型加速已经初显成果。英国《金融时报》旗下在线研究服务《中国投资参考》(China Confidential)称，在过去3年里，中国进口了近30万头洋种育成奶牛，以及数吨牛冷冻精液。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驻上海奶业分析师Martin Wu说，三聚氰胺事件后，中国牛奶质量已有显著改善。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越来越多的奶制品生产商正在建造奶场，”Martin Wu说，“发生三聚氰胺事件以前，大多数奶制品生产商关注的是如何提高销售额，做了较多的品牌建设活动，而不太重视生奶的供应。”

福尔贝根对此持不同观点。他说，世界上其他所有产奶国均花了数代人的时间才完成转型，而中国却想在仅一代的时间里完成转型。

    但在狄可为看来，现在这一代人非常乐意肩负起使命。“只有两三头奶牛的奶场不断消失，像积雪在阳光下不断消融。”他说，“奶农们耗不起，挣的钱也不足以让他们支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