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渝西地区的荣昌、江津、合川,是重庆的生猪调出大区。在不到100公里运距范围内,来自这些地区的生猪,从出栏到被重庆主城市民采购,需经7道环节。在目前市场行情下,养殖户承担了大部分生产经营风险,却基本无利可图;中间负责运销流通的商贩则能获得每头5元至100多元不等的利润。
一头猪500多元利润 运销商贩层层“分利”
前一段时间,记者先后走访了荣昌、合川、江津等地的10多家养猪场、数十位生猪营销商贩,跟踪数台发往重庆主城区的生猪运输车辆,发现在不到100公里的运输距离内,一头猪从出栏到终端销售,需经过养殖户、生猪经纪人、生猪贩运户、生猪组织者、生猪屠宰场(猪肉批发商)、猪肉零售商、消费者等7个环节:
不少从业者反映,荣昌、合川、江津距离重庆主城区都在100公里以内,在近期市场行情下,平均每头猪在流通运销环节能产生500多元利润。在交易7环节中,生猪屠宰批发、零售环节所获利润较大。
记者跟随江津区石门镇生猪贩运户周来银来到金龙村收猪。当天周来银从农民手中收了21头生猪,均价为每斤6.8元左右,随后他每头猪加价近50元,销往重庆主城的生猪屠宰场。周来银平均每头猪可赚十几元。
刘作权已从事生猪流通20多年,是荣昌县较大的生猪组织者。刘作权平均每天组织4辆车,向重庆主城屠宰场供应1200多头生猪。刘作权告诉记者:“生猪组织者的作用相当于‘信息中介’,把生猪贩运户们收购的生猪统一到某一个屠宰场进行规模屠宰,一般收取每头5元服务费。生猪组织基本不受肉价波动影响,除了占款风险外,利润比较稳定。
记者调查发现,除非在运销环节出现大面积死猪等情况,一般而言,各中间环节都有利可图。
养殖户骑“猪”难下 商贩“随市调价”
在目前猪肉价格低迷的背景下,生猪经纪人、贩运户等中间环节只是利润收窄,而养殖户则普遍处于保本甚至亏损状态。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生猪流通运销环节得利,养殖环节却亏本,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养殖户承担了大部分风险,在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
“一头猪从出生到出栏需要六七个月,如此长的时间内,农民必须承受肉价波动、饲料价格起伏、动物疫病、融资利息等各种风险,有时候感觉像是骑‘猪’难下,稍有不慎就会血本无归。”重庆市合川区泰旺畜牧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爱明说,生猪交易虽有7个环节,但是效率很高,从出栏到屠宰上市一般仅需要一两天,高度市场化运作,商贩交易能“随市调价”,风险也就小一些。
第二,目前仍以散户、中小规模养殖为主,缺乏议价能力,在价格跌势中更易“受伤”。
生猪贩运户周来银说:“农民没有抱团议价的能力,加上信息闭塞,无法及时掌握市场动态,定价权就掌握在了下游流通商贩的手中。总体上看,价格高时养殖户一头猪能赚1000多元,价格跌后一头猪要亏五六百元。”
荣昌县生猪运销大户胡吉明说,在价格博弈中,养殖户基本处于弱势地位,生猪一到出栏期就须尽快售出,这时猪吃饲料却不长肉,养殖成本更高。猪价高时情况还好,一遇到肉价暴跌时,养殖户利益更易受损。
肉价形成机制复杂 政府调控难度大
采访中,不少业内人士称,生猪交易环节看似很多,层层“分利”,但这是长期以来市场发展的结果,是和目前生猪量大面广、高度分散养殖相适应的。
从事生猪生产10余年的重庆玉吉畜牧养殖场场长唐礼义告诉记者:“生猪交易必须符合定点屠宰、疾病防疫等方面的要求,难以完全照搬蔬菜直供、农超对接等模式。
此外,目前生猪生产仍以散户为主,一家农户一次生猪出栏量最多也就三四头,这就要求生猪运销必须经过‘分散收集—集中运销—定点屠宰—分零销肉’的过程,作为农村生猪养殖和城镇消费的中间桥梁,生猪经纪人、贩运户等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同时,一些业内人士指出,生猪运销流通层次多,各个环节都会形成一个交易价格,加上生猪运销是“买全国、卖全国”的大流通格局,使得肉价形成机制比较复杂,这也增加了政府价格调控的难度。
记者了解到,生猪各交易环节价格变动活跃,基本就是“一天一个价”。不少上下游从业者采用口头约定价格的形式,不签订纸质合约,当天刚约定一个价格,第二天外地运来了一批猪肉,供求关系改变,可能就会重新定价。
面对生猪价格剧烈波动难题,政府一般采取生猪补贴和冻肉收储两种方式进行调控。补贴能促进生产,但在生猪供过于求时可能起到负面作用;收储能减少供应,但主要起到价格导向作用。
采访中,业内人士建议,要真正稳定生猪价格,还应遵循市场规律,认真研究肉价形成机制。只有建立起现代的猪肉生产、流通体系,才能有效防止肉价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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