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的魅力与威望

　　刘晓光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商贸处副处长时，案头总是堆着太多需要审批的单子、文件。一天忙到半夜两点才下班，他的门口等着一个人。那人说，“总理就要搞宏观调控，手里的项目再不批就做不成了。”刘晓光问：“这项目投资需10亿，你有吗？”那人回答：“你批了我就有。”最后刘晓光签了字，那人因为兴奋差点跌了一跤。那个人叫潘石屹。

　　计委的工作让刘晓光与众多在市场中先行一步的企业家相识，这段经历成为其“江湖地位”的起点。此后刘晓光与“被审批”对象任志强、潘石屹等成了同行，地产圈 “老大哥”的形象逐渐树立。

　　2004年的博鳌论坛，孙宏斌舌战群儒，多亏了刘晓光的主持和呛火，任志强摆开架势欲“放炮”，刘晓光一句“咱们不是说好不批评别人”的提醒让他收声。刘晓光的人缘可见一斑！他是王石眼中的“地产元帅”，孙宏斌眼中“敢为天下先”的榜样。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成立也是对他魅力与威望的注解。2003年10月，身处阿拉善沙漠的刘晓光决心为治沙做一些实事。“任志强你得来”，“王石你得来”，“不来以后别的事情免谈”……“威逼利诱”之下，他游说了近百位企业家，包括任志强、王石、陈东升、郭广昌、潘石屹等。

　　“棋手”的智谋与魄力

　　行内人眼中的刘晓光，安静如棋手。1995年他开始掌舵首创，17年后，那个有170个儿孙企业嗷嗷待哺，最困难时只有300多万周转资金的烂摊子成了拥有千亿资产、7家上市公司的香饽饽。

　　刘晓光喜欢用“惨到什么程度”来形容当时的首创。“当时最大的困惑是企业定位。这一帮企业到底干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你做汽车打不过上汽，你做电器打不过海尔，首创能干什么呢？”回想当年，那时的困惑仍然历历在目。最终，刘晓光从繁杂凌乱的业务摊子中将首创的发展主线逐步理清，确立了“资本+产业”的发展模式。

“以投资银行业务为先导，以产业为背景，两个轮子互动。” 刘晓光说当年的决策听起来的确非常具有国企式的、标语式的时代特征，但首创没有仅仅把它当成一句口号，而是真正依照“先做金融，找到血液；再支撑产业，找到利润；再去通过经营通道融资，让这两个轮子互相驱动”，把企业运转起来了。

　　战略制定后，缺钱的首创如何尽快找到“弹药”成为关键一步。2003年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刘晓光这样阐释企业家与金融家的区别：“企业家是内科医生，金融家是外科医生，两者没有什么太大本质的区别。企业离不开金融，金融也离不开企业。”然而首创究竟是“金融家”还是“企业家”？在刘晓光看来，“什么都谈不上，但是又什么都是。”

　　刘晓光曾说，“一个伟大的商业构想得到实现之后，可能跟爱情和自由一样更加可贵”。现在的他正带领首创在“城市综合投资运营商”的征程上奋斗，拥有“芭蕾雨”这个诗意之名的奥特莱斯项目成为刘晓光的得意之作。“步入壮年的首创要闯出更广阔的天地，惟有做好两件事：改善企业治理结构，练好国际化本领。”刘晓光说。

　　“舞者”的斗争与妥协

　　“机制不灵的国企迟早要死。要不死，也像个濒临灭绝的保护动物。”通过改制等一系列措施，刘晓光最终把首创打造成了“新国企、野孩子”，他推崇万通混合国有、民营、个人股东所有制的股权结构，但又认为联想改革的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强大的政府背景让首创占尽资源优势，“血管里的血特别红”。

　　刘晓光更像闻一多笔下“戴着镣铐起舞”的舞者。“御赐”的锁链给了他可利用的优势资源，也给了他束缚，他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遵循自己想要的舞步。“了解历史的进程，了解当下的幽暗，他对现代企业制度有着非常透彻的认识，他对现代企业的各种工具理性可以说是烂熟于心，但同时，他也知道自己显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他选择了一方面把握历史，一方面与当下妥协。”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这样评价刘晓光。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刘晓光的故事更像是小人物在命运的大潮中不甘寂寥。“技术官僚”的背景让他成为体制内的创新者，不断推动股权多元化与产权清晰化，但深深植根于脑海中的实证经济学理念又让他成为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与规范经济学相对，实证经济学不涉及价值判断，旨在回答“是什么”、“能不能做到”之类的实证问题。

　　刘晓光的斗争与妥协在他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上都有体现。他认为房产税在逻辑上“大不合适”，但又是大势所趋无法改变；他认为限购是一种最终被经济杠杆取代的行政干预，但又承认其对抑制房价和抑制投机的好处而不愿预测这一政策何时退出。游走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刘晓光的这种态度或许更具理性与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