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霸”放“色”

    就齐桓公与管仲的数十年合作中，“举霸业，服天下”是一个清晰而统一的目标。作为齐国向这一目标挺进的策略制订者和实施者，管仲在一些无害于“霸业”的问题上采取了纵容与放任的态度。

    在齐桓公任用管仲之初曾问：“我很好色，对霸业会有害吗？”管仲回答说：“无害！”当齐桓公问及什么对霸业有害时，管仲称：“不知贤，害霸；知贤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对管仲的回答，齐桓公很高兴，于是，他把绝大多数政治和经济事务交给管仲全权办理，而自己则深居王宫，行“好色”之欲。

    与这一放纵态度截然相反的是管仲对齐桓公封禅的阻止。当齐桓公实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梦想时，突然提出封禅泰山的想法，希望以此彰显其功绩。当齐桓公起出此事时，管仲并无一言。下朝后，一位同僚问他为什么不发一言，阻止齐桓公的决定？管仲说齐桓公好胜，要以私下阻止，不能正面谏阻。当天，管仲夜访齐桓公，成功地阻止了封禅决定。

    在这两件事上一放一阻的不同处理方式表现了管仲在与处理上级关系中的取舍之道。而且，在如何劝阻的实施方法上，管仲的做法也体现了因时、因地、因人的指导思想。

    在像管仲和齐桓公这样的经理人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上，相互之间的关系处理会有很强的累积效应。如果一味以“束”而为，即使再豁达的领导也会因为情感上的厌恶感的积累而逐渐由信任到不信任，甚至于痛恨。正是这种情况，大多数出发点很好的正直之士往往不得善终。

    管仲对于齐桓公一些无害于霸业的弱点的放任使之任用管仲无束缚之感，结果使其对管仲日益信任，甚至于将几乎所有的处置权交给了管仲。而这种权力的强化又使管仲可以更加得心应手地发挥他的思想，使齐国由普通的诸侯发展为当时的霸主。

    现代社会中，经理人与资产所有人之间的磨擦与分歧几乎是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的永恒话题，对于一个优秀的经理人而言，能否很好地处理这种关系，减少执行阻力对其能否有效发挥经营才能是一个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管仲在“放色”与“阻禅”上的处理策略表现了他在这方面的高超技巧。

    管仲的团队观

    齐桓公在鲍叔牙的推荐下，将他昔日的仇人管仲以计谋从鲁国“骗”回到齐国后，两人坐谈了三天，详细讨论了从如何实施霸业、如何用民、如何解决内政/军事等问题。由于双方在思想的共鸣，齐桓公当即决定拜相，但管仲当即拒绝。

    就在齐桓公觉得奇怪的时候，管仲抛出了他的团队观：“臣闻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大海之润，非一流之归也。君必欲成其大志，则用五杰。”此后，隔朋、宁越、成父、宾须无、东郭牙五人分别因管仲的举荐担任了相应的职务。于是，管仲的核心团队在他还没有正式开展工作时就已经完成。

    管仲推荐这五人时称：“升降揖逊，进退闲习，辩辞之刚柔，臣不如隔朋；

请立为大司行。垦草莱，辟土地，聚粟众多，尽地之利，臣不如宁越；请立为大司田。平原广牧，车不结辙，士不旋蹬，鼓之而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如王于成父；请立为大司马。决狱执中，不杀无辜，不诬无罪，臣不如宾须无；请立为大司理。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避死亡，不挠富贵，臣不如东郭牙；请立为大谏之官。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臣虽不才，强成君命，以效区区。

    在经理人带团队进企业的问题上，管仲的做法给出了这样一些启示：在如何引进新的团队成员方面应如何打握时机？在说服上级领导时应用采用什么方法？

    另外，在团队建设中值得注意的是新团队成员与老团队之间的利益和价值冲突问题。事实上，这种冲突是导演商鞅最终被五马分尸悲剧的根本原因。从管仲进入齐国政坛后的工作来看，他所做的工作并不是“革命性的”。这意味着新老冲突较小，管仲也不至于像商鞅那样把自己放在火山口上.

    现代社会中，企业在引进空部队时常常会面临着剧烈的利益重构和价值观的冲突，并集中地表现在企业文化的不相容。在管仲和商鞅的处理方式中，管仲更多地表现出融合于原有文化，而商鞅则是激进地引进一种与原有文化完全相背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破坏了原有结构，虽然对秦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它引发的新旧冲突带来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在过去几年里，一些国内企业看到现阶段美国企业在全球具有不错的影响力。于是，不少人认为外企的管理就是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积极因素，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外企高级管理者空降国内企业一度成为一种流行色。但结果绝大多数不尽理想，这尤其对于那种已经形成强有力的自身文化的企业来说，这种文化免疫有时比新文化带来的有利影响更为突出。

    不患之奸可养

    无论是一国之君，还是一个大型企业的领导者，身边有一帮谄媚之徒是常有的事，如何处理与这些人的关系，是一个经理人必须具备的基本能力。

    在齐桓公最亲近的人中，易牙、竖貂、常之巫、公子启等几个奸佞之徒，易牙虽厨艺高超，却可以为了讨好齐桓公把自己的小孩杀了给齐桓公吃，这在管仲看来是“不慈者必不忠”的人，而竖貂只是齐桓公的一个幸童，因为齐桓公的宠幸而得以干预朝政。

    尽管这些人与管仲看起来是大奸与大忠的两个极端，两者有水火不容之势，但在管仲掌权期间，由于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及管仲的控制力，这群人并没能掀起大的风潮。这意味着这个时期，这群人是难以为患的奸侫。在这种情况下，管仲并未对这些人进行清洗，相反采取了“姑息”政策。

    事实上，在现代企业的每一次高层变动中，都会伴随着“革命性”的人员大换血。这与管仲在此方面的处理表现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

    但在管仲临死前，他说：“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公主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管仲为何在这个时候说这话？很明显，管仲很清楚，一旦自己离世，这些人就会开始兴风作浪，而再无人抑制其行为。

管仲死后，齐桓公也的确曾把这几个人打发出宫，但三年后还是把这些人找了回来，最后齐桓公因此而不得善终。齐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有人因此责备管仲未能尽责，一些人认为这他应该把这些人在此之前除掉。而这正是管仲在作为经理人所把握的分寸：永远不要把自己放在主人的位置上，否则你就不是称职的经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