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生鸡事件引发养殖模式质疑 一体化或成未来方向

　　“速生鸡”事件引起了对大型养殖屠宰企业管理的质疑，进而质疑“公司+农户”这种经营模式。而扶植龙头企业、鼓励“公司+农户”和农业专业合作社发展，正是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倡的。

　　分析人士认为，鉴于目前国内养殖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公司+农户”的模式还将存在一段时间。未来，一体化养殖将成为行业发展的大方向。

　　“公司+农户 正能量”

　　“‘公司＋农户’模式对于公司的风险分担有利，也可避免一旦发生大规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但它给质量管控带来隐患。”

　　也许没人会预测到六和会成为这次事件的舆论中心点之一。

　　这个600亿规模、占新希望集团59%利润收入的企业几乎占领了山东的每一个市县。对农户，提供饲料、资金、技术，集团内的屠宰厂还负责回收生鸡。农户负责养殖业务，一定程度上变成了这条流水线的一员工人。这就是业内盛行的“公司+农户”模式。但这个模式正在经历“抗生素过量、食品安全无法保障”的冲击。

　　即使现在提到六和，山东寿光鸡宝宝合作社经理赵德峰也要为自己的老东家“说句公道话”：和那些小公司相比，六和在农牧企业中还是比较先进的。

　　一般来说，养殖户每次养殖4000~5000只鸡，算下来需要几万元的成本。“基本上没哪个农民自己能掏得起，即使掏得起自己也不会养。”业内人士张远介绍。

　　赵德峰计算，饲料+疫苗+兽药所占成本比例为80%~85%，养好了每只年均有2元纯利润就不错了，而如果染病死亡，带来的损失就不好说了，每只亏1~5元的有，倾家荡产的也有。“所以说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

　　在广东天农食品有限公司总裁张正芬看来，“公司+农户”模式帮助企业解决了劳动力和土地问题，也给农户带来动力，因为一家一户的农民是为自己的利益努力的，为自己干活和为公司干活的积极性不一样。张正芬是在2012年夏天一场关于白羽鸡未来养殖模式的论坛上发表这番看法的。

　　六和的“公司+农户”模式，是由六和集团与当地政府共同出资筹建的担保公司为运作核心，通过养殖农户抵押自筹资金建设标准化鸡舍、担保公司为农户提供生产经营流动资金，最后由养殖户用六和收购养殖产品的价款归还银行贷款，而养殖期间发生的一切费用开支由担保公司代为支付。

　　“‘公司＋农户’模式对于公司的风险分担有利，也可避免一旦发生大规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损失，但它给质量管控带来隐患，企业不能全程监控生产过程，极易因监督不到位而引发质量问题，这次事件即是如此。”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余序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国内农业市场劳动密集、技术落后、劳动力过剩等原因，担保式的养殖模式将长期存在。

　　有业内人士质疑六和集团在产业链上游监管的能力，但亦有六和在德州的饲料经销商表示，六和对农户的要求极为苛刻，不许用非六和提供的饲料和药剂。

　　赵德峰和韩月花表示，很多当年六和的管理层在离开六和后成立了自己的饲料企业，比如他们合作的中惠。而在山东各地，以六和开头的饲料企业数不胜数，如德州的六和国力饲料、六和天恩饲料等。这些企业或为六和独资或为合资，或者是六和租用了昔日的竞争对手的场地进行生产。

　　新希望六和财报显示，2012年上半年，饲料类营业收入约242亿元，毛利率为6.14%；而屠宰及肉制品的收入不到118亿元；2011年饲料收入达到445亿元，而屠宰及肉制品销售仅220亿元，为饲料销售的一半。六和集团母公司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曾公开表示，养鸡业务并不赚钱甚至是亏钱的，公司主要通过饲料实现收益。

　　《中国经营报》记者多次联系六和集团和新希望集团，要求了解企业的管理和参观工厂，均被拒绝。新希望集团副总裁王航就此表示，现在的时机还是太敏感。“但其实我们有很标准化的检测体系，我们也希望能在合适的时候邀请媒体记者来参观。”

　　一体化养殖的方向

　　在未来15年之内，是“公司+农户”模式，15年以后可能就是“公司+农场”模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这次报道确实暴露了行业内一直存在的问题。”盈泰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恩军表示，监管层面确实有待加强。这次事件中，盈泰公司位于滕州市颜楼村的养殖场于12月19日被当地畜牧局查封。

　　“散养户确实风险很大，我想政府还是会鼓励规模化企业发展，取代农户的不规范养殖。”王恩军认为，老百姓有利益驱动，会使用违禁药品，因此监管部门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定难度。但如果全是企业运作，就可以通过查账目更容易发现操作中的问题。

　　“要保证质量安全和标准化，还是要懂技术和靠规模化养殖。”韩月花表示。她的两个养鸡场分别可以养40万只和46万只鸡，算是规模相当大的个体养殖户。

　　业界曾经一度认为一体化养殖会给企业增加很多成本，尤其是土地承包和劳动力的成本。但福建圣农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李文迹有不同看法。在那场关于白羽鸡未来养殖模式的论坛上，李文迹给出几个估算数据：如果是同样的40亩地，一体化企业可以饲养30万只鸡，农户估计饲养10万只或不到8万只。从这一点来说，规模化、一体化企业的土地利用率非常高；从土地的产值来说，同样是40亩地，一体化企业一年的产值大约是4500万元人民币，如果是老百姓种植水稻、小麦，一年的产值不过是10万元人民币。

　　据了解，肉鸡产业2011年与2005年相比，规模化比例上升了18%，达到86.1%。国家肉鸡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文杰的研究显示，10万只鸡以下规模的比重在下降，10万只鸡以上规模的比重在大幅上升，到2015年规模化比重还要上升10%~15%，要超过50%。

　　中信证券研究部农林牧渔行业首席分析师毛长青认为：“一体化”模式的确占有优势，不管从食品安全还是管理技术水平来说，但是“一体化”模式也有弊端，它是重资产型的快速扩张，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需要土地和水资源，所以“一体化”模式要求更高。他认为，“一体化”模式更适合做高端品牌的鸡肉，但是这种模式在美国占不到10%，在美国，前5大肉鸡企业都是“公司＋农场”的模式。在未来15年之内，是“公司+农户”模式，15年以后可能就是“公司+农场”模式更适合中国的国情。

速生鸡拖累山东肉鸡产业 养鸡户白羽鸡断销路

　　编者按/从央视报道肉鸡养殖行业违规用药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整个肉鸡产业仍然处于震荡调整之中。但对于民众所关心的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经常食用的鸡肉药物残留超标的情况如何？政府机构、养殖企业以及百盛集团等环节都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各方对此都讳莫如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整个产业的监管检测环节都形同虚设？我国相应的畜禽养殖指标体系本就不太健全，却为何又遭遇到地方监管部门和企业的集体消极对待？《中国经营报(微博)》记者历时月余调查，力图客观真实地反映这个行业的混乱现状以及监管体系无效的内因。

　　调查一

　　山东肉鸡产业冰封背后

　　对于养鸡户来说，2013年的元旦相比以往难捱了许多。

　　2012年12月18日，央视报道了山东一些养鸡场违规使用抗生素和激素来养殖肉鸡的事件，报道称一些养殖户为了使肉鸡能够快速生长，违规喂食金刚烷胺、利巴韦林等抗病毒药品，40天居然能长到5斤。为了缩短养殖周期，有些养殖户给肉鸡喂食地塞米松等激素类药品，催生肉鸡生长。而养殖户在交给屠宰场之后，还存在由屠宰企业的检测人员来编造养殖记录的现象。

　　一时间人们“闻鸡色变”、避之唯恐不及，整个肉鸡产业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报道播出20天后，山东当地的养殖户仍对外来打探消息的人怀着警戒心理。而“速生鸡”这个词，尽管有不少专家出来澄清并不准确，但其仍然深深地印在普通消费者的头脑里。

　　在恐慌的背后，是我国家禽养殖业尴尬的状态：尽管已经有了不少规模化、比较标准化的养殖户和企业，但是散养户无序、不规范养殖的情况相当普遍，兽药使用不规范、监管缺失。在龙头企业耀眼的光环下，遍布着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

　　肉鸡养殖业冰冻

　　1月8日，《中国经营报》记者来到山东省滕州市颜楼村的养鸡场发现，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封条，上书“滕州畜牧局十二月十九日封”。叫了几次门后，鸡场外一位自称是“看场子的”老大爷说：“老板出事儿了，这里已经不养鸡了。”至于其他事情，“不清楚”。

　　而在滕州的级索镇上，则有着被央视报道曝光的盈泰公司的一个规模化养殖场，没有受到事件的影响。从鸡棚的数量判断，养殖能力有几十万只。

　　记者继续走访了临沂市沂南县蒲汪镇圣母冢养鸡场，该养鸡场在当地规模颇大，然而记者打听到该养殖场的所有肉鸡已经处理掉了，至于如何处理的并没有人清楚。而整个蒲汪镇已经没有肉鸡养殖户了，一些养殖户已经纷纷改养蛋鸡和鸭子了。

　　“邻村的养鸡户被曝光了,上级派人来查了。出事后肉鸡价格肯定要降,风险太大,不敢养了。”在临近高密小迟家庄的大迟家庄村，养殖户王某做出的第一反应是停养。停养的不仅仅是王某一家，记者走访了整个大牟家镇，几个村庄的养鸡户早已只见空空的鸡舍不见鸡。

　　“我这一次就进了1000只鸡苗。冬天冷，鸡不好活，少养点。”家住山东省滕州市鲍沟镇的刘大爷用警惕的眼光打量着记者，小心地介绍说。他称，在这个小镇上，只有5家养殖户，每户最多一次养上1万只鸡，那得是在一年中最适宜肉鸡生长的时节，平时几家加起来也就是几千只。

　　“三块多一斤的有，两块多一斤的也有。这时就没法和别人讲价了。”山东当地养殖户曾表示，肉食鸡到了该出栏的时候，就必须卖掉，每斤肉食鸡价格在4.5元基本可以保本，但现在平均价格在每斤3元左右。

　　事实上，肉鸡产业链各环节价格变化，一般是从鸡肉价格的变动向上游传递，鸡肉价格的高低影响肉鸡养殖户的积极性，肉鸡价格又影响到商品代鸡苗的价格和需求。

　　现在许多养殖农户表示，在一段时期内不再考虑养鸡。记者在高密市大牟家镇看到，很多鸡舍都已经空荡荡的，有的鸡舍已经开始进行了拆除，记者随机询问当地的养鸡专业户，当地村民都以该村没有养鸡户作为对外地人的统一答复。

　　不过，中金公司农林牧渔研究员袁霏阳认为，短期看，由于受“速成鸡”事件影响使得养殖户近期补栏热情跌至冰点，但这很可能导致后期禽肉供应出现阶段性短缺，从而带动禽苗价格出现报复性反弹。

　　屠宰企业受损各异

　　山东亚太中慧集团在滕州有一家与此次被央视曝光的养殖屠宰企业盈泰公司合作的鸡苗企业——滕州盈慧种禽公司。据公司的员工称，最近一段时间，鸡苗销售量“比以前少”。记者致电亚太中慧集团，对方坚称“公司业务没有受到有关抗生素鸡报道的影响”，但并未给出数据。1月9日，记者从盈泰公司的屠宰厂经过，发现这里已经恢复了生产作业。

　　对于甚嚣尘上的“抗生素鸡”说法，盈泰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国内国外都是允许用抗生素的，但是要规范使用。至于所说的用35种药物、变成药鸡就太夸张了，药比饲料贵多了，这种养法可养不起鸡。”

　　他还对抗生素残留的检测表示疑问：这要看是检测的哪个部位，如果是肝脏，那么肯定有。盈泰公司的一位销售员表示“对自己公司的产品质量有信心。”前述负责人则表示“合乎标准的鸡还是在收的。”

　　盈泰公司常务副总裁王恩军称，这次的报道确实暴露了行业内一直存在的问题。我感觉有些监管部门确实存在监管不力的问题，监管应该加强。“就行业来说，监管部门是否要调整政策，我们不知道。”

　　“散养户确实存在问题，这次事件会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我认为一体化养殖还是比公司+农户的模式要好，因为散养户不可控的风险太多。落后到底是技术落后，还是责任心落后，我们没想过还能用违禁药品，我们挺失望的。”王恩军告诉本报记者。

　　养殖分散的代价？

　　王恩军认为政府还是要鼓励规模化企业发展，取代农户的不规范养殖。老百姓有利益驱动，会使用违禁药品，监管部门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定难度。“企业运作，就可以查账目，是否进不可以用的东西，操作中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查到，但是散养的农户这些都无法监管。”他说。

　　高密市畜牧局工作人员给了记者一份材料，内容是高密市兽医局面对突发状况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记者要求采访畜牧局领导的请求最终遭到拒绝。

　　在高密、平度这样靠近胶东的县级市，由于其经济不发达，养殖业很分散。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央视所报道的高密市的养殖户在其所在地大牟家镇几乎是仅有的几家之一。

　　这种规模化和小散户并存的情况在整个山东地区都存在。业内人士介绍，潍坊、烟台、青岛等地是规模化养殖发展较好的地方，而经济欠发达的临沂、高密等地，则散户较多。

　　规模化的养殖场通常是和屠宰厂签有收购合同、或是有固定的客户合作关系，而散户或是和屠宰厂签收购合同，即所谓公司+农户的模式，或是每次出栏时，卖给收鸡的贩子、再由他们转卖给屠宰厂。

　　山东临沂市散户养殖的现象尤为突出，在偏远的农村、养殖场极为分散、简陋。而在央视报道抗生素鸡后，这里的许多养殖户已经放弃了肉鸡养殖。

　　临沂市沂南县蒲汪镇一位蛋鸡养殖户朱先生告诉记者，一般养殖户会成规模养殖肉鸡、蛋鸡、鸭子三种家禽。他选择养殖下蛋鸡，就是看中了鸡蛋价格稳定，且蛋鸡的鸡蛋和蛋鸡最终都能被销售掉，可以为其带来双份的收入。不过朱先生也坦言，由于蛋鸡的养殖周期长，成本收回时间长，若是中途遭到疫病的影响，还是有可能大幅亏损。

　　“十年前养上一、两千只就算养殖大户了，五年前两、三千只是主流。现在我们一般建议每次养四、五千只，因为多了忙不过来，少了不值当。但是在山东，现在的主力户型都在一万只以上。他们属于半标准化养殖。”一位出身于兽医专业、在山东、江苏等地做过多年技术员的业内人士张远（化名）告诉记者。

　　张远所谓的“半标准化养殖”是指有看起来统一规整的鸡舍，“一般是用保温板建设的蓝顶铁皮房，很多用到自动加饲料设备、加温设备、通风设备，”其他的和普通养殖也没什么区别。在他看来，国外那种动辄饲养几十万只鸡、温度、湿度、通风、加料、上水，都是由电脑控制的，才能叫做规模化养殖。

　　“我了解到的全国情况，规模化养殖场的比例不到20%。”山东寿光鸡宝宝专业合作社的经理赵德峰介绍。他夫妻二人是当地的“养鸡大王”，和鸡打了20多年交道。赵所定义的规模化养殖，是指有标准化的鸡舍、专业设计、专业建筑，机械化+自动化，这样一个养殖场养2万只鸡需要投入至少60~80万元。

　　而目前这种分散养殖的局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监管不力。

　　高密市畜牧兽医局告诉记者，兴办养殖场需要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根据《防疫法》和《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的有关规定，养殖场办理《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时应向兽医部门交申请书及相关附属材料，根据《行政许可法》规定时间内经审查合格后发证，不合格的当场说明理由，限期整改，整改合格后发证。

　　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当地农村很多散养户很少有去畜牧局办理合格证的，据当地宣传部门告诉记者，被央视曝光的小池家庄的养殖户并没有办理《合格证》，然而其连续违规养殖三年，当地畜牧局并没有人员进行管理。

　　滕州畜牧局则向记者表示，虽然养殖场应该备案，但是他们当地的养殖场并没有都备案，具体数据他们也不掌握。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种过于分散的养殖模式，会使养鸡户面对突发性风险时，几乎不具备议价能力，甚至全部亏损的地步，抵御风险能力几乎为零。因此此次养鸡行业亏损将主要集中于农村散养户身上。

“速生鸡”概念易误导消费者 完全不用兽药很难做到

　　访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副所长冯忠泽

　　媒体关于“速生鸡”的报道让消费者人心惶惶，也因此给国内的肉鸡养殖行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兽药到底该不该用？应该怎么用？兽药残留的标准是如何制定的？国外的标准就一定比国内的好吗？就此我们专访了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副所长冯忠泽。

　　《中国经营报》：自从央视报道之后，“速生鸡”这个概念就一直在一些消费者心目中存在，即使专家出来解释也还没有完全消除影响。看起来我们的消费者对肉鸡的养殖出现一些误解？

　　冯忠泽：消费者的认知程度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逐步提升，但就当前我国消费者的认知程度而言，需要各有关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不断加以提升。“速生鸡”的说法有待商榷，容易误导消费者，消费者误认为用药多就能速生。和人使用抗生素一个道理，养殖业使用抗生素的目的主要是治疗疫病，和所谓“速生”并无直接关系。肯德基、麦当劳使用的白羽肉鸡，在中国一般是45天出栏，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由于养殖管理水平高，一般是38~42天出栏。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们经常吃的北京烤鸭选用的北京鸭，一般是36~38天出栏，如出栏时间晚了，就很难烤出外焦里嫩的烤鸭了。

　　《中国经营报》：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对于兽药使用的监管和兽药残留的检测，似乎主要是企业自己负责，而监管涉及农业、质检、药监、工商等多个部门，衔接的环节之间容易出问题。我们农产品质量监督管理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冯忠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25条规定：农业生产者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规定，防止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禁止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可见，生产者是第一责任人。政府部门负责制定质量安全标准，对农产品产地环境、生产过程控制和包装标志等作出规定，定期、不定期进行监督检验和检查，发现问题进行依法查处。法律同时规定，农业部门主要负责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加工食品和餐饮业的食品依据《食品安全法》的分工进行管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统一协调农产品和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中国经营报》：现在规模化的养殖方式，不用兽药无法控制疫病。应该如何看待兽药使用问题？我国的兽药残留标准是怎么制定的？

　　冯忠泽：就我国13亿多人口对肉蛋奶总量需求不断增长以及养殖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的现实而言，完全不用兽药很难做到。符合质量标准的兽药是可以用的，关键是要按规定使用，尤其是要严格按休药期规定执行。

　　制定标准要按标准制定规程执行，不同国家的标准没有好和坏之分。制定标准最主要的依据是不同国家国民的膳食结构。我国国民有吃内脏的习惯，比如肝、肾的一些抗生素残留限量标准就严于国际食品法典(CAC)的标准。残留限量标准一般要通过毒理、药理实验、残留消除实验以及风险评估等程序制定。

　　《中国经营报》：中国的养殖户数量大、分布散、个体规模小，由此导致用药不规范的问题怎么解决？

　　冯忠泽：我国从2001年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与广大消费者的心理需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养殖户数量大、分布散、个体规模小是一个基本事实，同时还包括养殖者的能力素质问题，生产者在养殖的科学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方面和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需要政府各级部门、技术推广机构和科研单位加大技术推广和宣传普及力度。

　　《中国经营报》：今年的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改革。之前政府一直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这是否有助于解决问题？

　　冯忠泽：农业经营体制转变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之前政府推动的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提升了标准化和规模化水平，带动了农民增收，今后也应坚持。个别龙头企业疏于管理出现了违法违规行为，不应成为阻碍农业经营方式转变的理由。无论是公司还是合作社等组织，都应按法律规定办事、诚信经营，指导农户合理使用兽药，规范使用兽药，用符合规定的兽药，按照休药期停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