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生活的态度就两点：一是心灵自由，保持我的心灵自由，就如儿童能触摸到的真实。由此我才能观察一些事情，还能似乎有道理地讲一些事情。当然做企业，也需要心灵自由；二是少睡觉，因为你睡觉比别人少，你才能多做一点事情，前一段写《理想丰满》的时候，八个月时间，我大概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这样的话，我才能够多做一点事情，这也都是笨办法。

    心灵自由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少睡觉则是一种体力活，要把人生这段有限的时间价值最大化。最近我一直在想，希望自己能做一些对社会、对个人有增量的事情。所谓有增量的事情，比如说赚钱，如果是在台湾那边和河南、山西都能赚一元钱，那我就选在台湾做。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投了一个小项目，叫台北2011，是一种度假公寓。这个项目是大陆第一个投在台湾的地产项目，它会增加我对台湾的了解，这对我的人生就是有增量的，也利于两岸的经贸合作，这些都是有增量的，所以我愿意做。这是我选择的一种方式。

    另外一个就是，心灵自由非常重要，你能够有效地去思考问题，因为每天有些人也思考，比如说一个农村妇女，没有太多的文化，在山里头，她也思考，只是说她的思想没有传播，或者说传播以后没有引起共鸣。

    那么你心灵自由了，你可以想的很开阔，你能够对人生抱着一个乐观的态度。无时间、无角色、无是非、无金钱，这样你就变得淡定了。神不讲钱，神也不讲人间的是非，神也没有时间的概念，24小时你找他，他老在，什么时候你跟他讨论都行。所以我就说，如果你要心灵自由了，你几乎就成了神的邻居。那么你就可以俯瞰所有的事情。这样你做事情时，做决策时，才能够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算不清的账，做别人不做的事情，你才能在做出一些商业上的决定时比别人有所不同，有所创新。

    国内没有定价功能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和乔布斯相比大同小异，比如说冒险、偏执、有想象力，甚至是很古怪的那些性格。

    因此，在中国的问题，不是企业家能不能成为乔布斯，而是有乔布斯这种素质的企业家，能不能创造出苹果这样的公司。如果没有苹果公司，乔布斯不值钱，他的关键是处在了一个充分竞争、鼓励创新、权益受保障、法制完善的环境中。

    现在又出来一个28岁的扎克伯格，比乔布斯还悬乎，这时我们应该去思考，个人能力要与一个什么样的制度结合，才能产生这种创新公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都是在境外上市的，中国内地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有这种土壤呢？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定价。

    对企业家来说，最好的鼓励就是对创新的定价，如果一个市场没有这种定价功能，是一个巨大的失败。

    像扎克伯格一样，他开始用网络泡妞，最后他把这事变成一个巨大的公司，一个偶然性的创新，市场也给你一个很高的定价。这样的定价机制就会激励无数的人前仆后继去做这样的创新。一个乔布斯，一个扎克伯格，他们的背后可能死掉了无数的企业。

    因此有效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对创新和企业家能力的定价，而这个定价，应该不受歧视，不受所有制身份、个人身份影响。

    目前，国内市场最大的问题是已经失去了这种定价功能。

    企业家的“家国情怀”

 中国人有一种传统士大夫的情结，比如说左宗棠在山里教书时，他就惦记着国家大事；诸葛亮在隆中时，他想的也净是大事，这都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这一点在现代人身上有一个折射，也就是所谓家国情怀。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功夫在中国传统的读书人身上都很强烈，特别是在社会封闭、个体不够发达时，个人特别容易用国家、民族来代替自己的发展路径，去想更多的国家大事。

    这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比如陈东升，1983年时他是《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站长，我在中央党校读研究生，有时给他写稿。那时，我们总在人民大学的一个黑乎乎的学生宿舍里见面，大家聊的事儿、操心的事儿没有个人发财的事，也不谈个人生活的事儿，都是很大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这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质。

    这个精神气质其实有两个特别的外在条件：

    一是，封闭的社会，这种社会中的士大夫或者所谓精英都被强加了一个外在的理想。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长期的习惯，比如说，当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在学校学的都是大事，为人民服务什么的，没有个人生活的东西。长大后，大家也都是说别人的事儿，不说自己的事儿。政治、社会和文化精英都会被强加这种意识形态和关键文化的价值体系，这是造成我们这一代人所谓家国情怀的主要原因。

    与此相对照，开放、民主、自由的社会中，所有人都是在法律给定的渠道下，表达自己的意见，说自己的事儿，全是小事，按照个人理想去奋斗，最后集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特征，他也能形成自由、创新、法治的特征。扎克伯格绝对不会说家国情怀的事儿。

    二是，由于当时社会提供的自由发展的通路太少，我们那一代企业为什么都关心国家大事呢？假定说社会，我捏脚也能捏成亿万富翁，那我还关心这事吗？我做互联网，我能够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英雄，我还会天天管那些闲事吗？现实发展空间越大，人们可能越不会去关心那些所谓的家国情怀的大事。

    由于个人发展的制度空间太小，所以没办法大家只能去想大事了，再加上外在又有强制力，你不想还不对。在改革开放前，各类考试，考的全是世界革命、中国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什么的，你要不考试，你还没有别的地方发展，也不可能很好地活着。于是大家就落下了一个病根。

    因此，我说“92派”这些人有所谓的家国情怀，不要完全简单地从正面来理解，也可以从反面来理解，这是他们的不幸，如果说我们的国家和体制能更早地改革开放，给我们更多的发展空间。那说不定，我也成为扎克伯格了。

    理性对待移民    一些媒体和一些说话有影响力的人在说企业家移民是什么“外逃”。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指责。首先，我们要检讨企业家们为什么出走？如果说，一个地方的社会治安特别差，导致良家妇女走夜路，经常被侮辱，在这种情况下，她们会怎么办呢？要么不出门，要么多穿两件衣服，实在不行搬个家，换到安全的地方。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一些民营企业家所处的环境和这种软弱、无奈的良家妇女有些类似。她都可怜成这样了，还有人指责她。那就相当于有人天天要出来调戏这妇女，最后妇女搬家了，他还骂人家：“我天天在这闲得慌，你为什么不出来让我调戏？为什么要逃走？”所以我就说这种指责是极其霸道和残忍的。

 社会治安搞好了，社会环境变成夜不闭户，良家妇女夜晚出门，心里毫无忐忑感，如果你做到这样，她还搬走，那就是她不爱乡不爱土了。

    我们一些民营企业实在是没有招儿了，他走是一种自我保护，他没有害任何人，就相当于社会治安不好，他搬个家，那是他实在太弱小。当碰到所谓移民呀、转移资产呀，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体制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不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不利于我们能够安心地创业、创富，不利于我们安心公益慈善，不利于我们能够参与社会发展的活动。

    信与法律

    在台湾，陈水扁被判了，民进党也很接受，老百姓也都接受，因为他们相信法律。我还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关于陈水扁的案子，马英九对此没有什么批示或讲话。这就是法律相对独立、公正，只有这样人民才相信。信是一个游戏规则，信第三方给制定的一个规则。

    我们看拳击比赛时，从来都不担心，双方选手会因为“互殴”而产生仇恨或引发“世界大战”。这种担心在奥运会赛场上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大家相信这个游戏规则，相信裁判是公正的。打胜、打败还有那么多人给你鼓掌呢。

    现在最大的危机就是我们缺乏“信”。中国有十几亿人，现在信三大宗教的大概有两亿多。除此之外，还有十亿多人，怎么能让法律成为十几亿人的行为和准则，如果实现了这一点，那么维稳的成本就下来了。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既不相信法律，也不相信权威。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尽快建立一个使人民都信赖的、可相信的、可以有效运行的、相对独立的法治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