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史登科最后一次以宝马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身份面对媒体。他摆弄着手中的笔，在回答问题的间隙会抬起头望着天花板，谁也猜不透他在想什么。他的工作已进入最后交接阶段，权杖将于今年第一季度交出。
史登科面部的皱纹像刀刻一样深，他今年59岁，继任者比他小不了几岁，年龄不是他退休的原因。“我太累了。”史登科略带感慨，既没有透露退休后做什么，也没说什么都不做。
8年时间，史登科成为中国汽车行业最有影响力的CEO之一，他的名声甚至已超出行业之外。他和他的团队完成了销量从2004年的1.5万辆扩大了20倍至2012年的30.3万辆的“宝马速度”。不仅如此，史登科也让宝马这一标准化的国际品牌成为深植中国的典范。
一张西方的面孔，一口流利的中文，成为史登科标志性的符号。他的思维方式很接近中国人，行为风格又很德国人。他堪称最懂中国的西方管理者，这使得他把在美国称为“终极驾驶机器”的品牌内涵演绎为中国的“悦”。他和团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紧贴中国市场。“本土化”无疑是宝马最大的成功，让宝马看起来不仅是全球的宝马，某种程度也是中国的宝马。
史登科赶上了中国汽车市场高速发展的阶段。尽管企业的发展与品牌、大环境等因素有关，但“永远不要低估一号人物！”J.D.Power亚太区中国总经理梅松林对《环球企业家》说：“史登科就像船长，船的航速和航向跟他有非常大的关系。”
讷于言 敏于行
对于一位大学毕业之后，想学一些“与众不同的东西”的年轻人而言，“汉语”有足够的吸引力。当时，在欧洲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极为少见，好奇心驱动史登科想通过另一种语言了解不同的世界。1979年，史登科开始在伦敦学习中文，当时他连找到一本德汉对照的字典都很难。一年后，他获得一份奖学金，有机会到北京大学读书，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1996年，史登科进入戴姆勒奔驰公司并工作了8年。
2004年底，史登科以首席执行官身份开始了他在宝马公司的职业生涯。当时宝马销量低迷，品牌形象被视为暴发户的首选。为了改变这种糟糕的局面，史登科调整了几个方向。降价是其中一条危险的路线，虽然仅此一次，但意味着可能有损品牌在高端市场的威望。现在回头看，其作用是积极的，中国消费者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在一年后，宝马的销量增长了52%。
史登科另一举措是推动宝马总部研发加长版5系轿车并在中国生产。后来5系也成为宝马在中国最为成功的产品，单一车型年销量超过10万台。在网络的发展上，宝马是进入拉萨等三线四线城市最早的豪华品牌，后来因此受益。随着全国统一售后服务套餐，快修服务通道等政策推行，宝马在销售网络、服务、品牌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大为改观。
一个令人不解的问题是：史登科为什么能够看得远？“没有人预见到中国市场会有这样的发展速度，当然我也不能。”史登科表示，最终决定性的力量是市场。他说：“我们只是抓住了机会。”
他不主张设立长期精密和过于复杂的目标。“最重要的是如何应对现实的情况。就像开车一样，不能只是自己开，还要考虑周围的环境。”史登科告诉《环球企业家》：“有的时候做出的反应，可能比原本的想法更加重要。”
如果一定要问史登科做“对”了什么？他自己的解释非常简单：尊重。尊重人、尊重市场、尊重文化，核心是“一切围绕人”，这与中国文化“仁者爱人”相通。只要是面对用户、媒体和经销商等需要互动的岗位，史登科都尽量聘用本土人才。宝马整个业务模式能够适应中国市场独特的情况，与此理念有密切的关系。
史登科不太多聊自己。如果谈到在中国的过去，他会讲起留学时代。假期一有时间他就乘坐绿皮火车到中国各地旅行，有时是不知名的地区。他对中国的了解从那时候开始，更重要的是，这形成了他接近真实情况的习惯。后来他一直在强调：倾听市场，市场会告诉你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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