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楚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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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楚媛女士在加入搜狐前曾任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合伙人，曾在香港，多伦多，北京事务所工作过10年。她曾任安达信和财政部合资的会计师事务所安达信华强事务所的总经理。

    余楚媛女士曾任美国投资银行Donald sonLufkin & Jenrette Securities Corporation高级副总裁，负责中国的投资银行业务。

    余楚媛女士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拥有香港执业注册会计师资格。

    说漂亮的女人没脑子，下面的这些女人也是天生丽质、财貌双骄。

    “CFO的意义在于促进、推动并确保企业最高决策者的理想逐步实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国并不缺少这些传奇英雄式的CEO，而能将英雄传奇转化为现实的人物却凤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引自一位CFO的话。

    3月25日晚上，余楚媛在北京筹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Party，参加者是她的同事和业务伙伴。聚会上的她流光溢彩，有着一种难得的解脱和放松，“搜狐的404报告4月份就会出结果，我们的判断应该没有问题，就提前庆祝了。我们的团队一年多来加班加点，不眠不休，我心中充满了感动和感激。”

    余楚媛提及的报告指的是，应2002年美国通过的有史以来最为严酷的财务法案—《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中的404条款的要求所做的。

    作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CFO，余楚媛加盟搜狐正好满一年。这一年里，为了使公司达到404条款的要求，她称自己和她的团队“饱受折磨”，“搜狐成立7年、上市5年，现在就要和可口可乐、IBM、YAHOO！等一起达标。404条款中有一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就是对上市公司里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做对应的岗位描述。现在搜狐有1300人，有时一个季度就要招几百人，业务变动太大了，达到这一要求绝非易事。”

    余楚媛视这部苛法为她职业生涯以来的一个巨大挑战。可她在搜狐每天所要应对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大到最近收购GoToMap、公司股票回购，小到为新办公室选址、装修、搬家，“难以想像，如果回到10多年前,一家企业的总会计师不会有这么多事情。”

    11年前，余楚媛作为安达信的高管从香港辗转来到北京，并喜欢上这个城市，留了下来。10年间，中国商业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余楚媛说：“从搜狐这样非常国际化的公司，到11年前山沟沟里的企业，我都见过。”余楚媛认为，这样的演变过程中每一步都是润物无声，但到今天，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仍然有着巨大差距，“尤其是像CFO这样的人才，依旧特别稀缺。”

    势易时移。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走向海外资本市场，国内资本市场从“帮助国有企业解困”转向越来越关注“公司价值”。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在保护伞下发展的日子只剩不到3年的时间。当企业运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事业，CFO，首席财务官，一个在企业组织中更加专业化和职业化的权力阶层正在浮现。

    20世纪80年代初的企业财务制度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链条末端的收益分配，即企业提取利润留成，用于更新改造、成本补偿。企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存在，而不再是政府的一个附属。

    但这一改革并没有触及到资本保全问题，企业会计制度大大滞后于国家与企业之间财务关系的变化。

第一次目睹巨大落差

    与余楚媛生于香港这样的国际化背景相比，曾获得“亚洲最佳CFO”的亚信公司CFO韩颖则远没有那么幸运。

韩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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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颖可以说是国内最早接触西方会计实务的人之一。“当时国内的企业对利润还几乎没有概念，财务主要看成本，因此成本会计有着很重要的地位。”从返城知青辗转成为中国海洋石油渤海公司下属运输公司的成本会计，韩颖负责厂部、车间、班组的三级成本核算。从汽车修理工到会计，她有机会再次证明自己的学习能力，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对于韩颖来说，职业生涯的最大转机来自于中海油。1979年，海上石油作为外资进入中国最早的领域，开始有所动作—中海油有了第一个和外商合作开发的项目，总部财务部急需财务分析人员，英语不错的韩颖因而有机会从塘沽调到了北京。

    “一到总部，才发现我要做的事与以往的工作几乎全然不同，最主要的工作叫做‘敏感性与可行性分析’，一下子要分析中海油和外商合作的油田从投入到生产、乃至最后产生商业价值、长达20年的时间里所有投入和产出的情况！其间的参数有上百个，每个参数的微小变化，比如一个点或者出现的时间提前或推迟一个月，都会令结果大相径庭——这就是敏感性的含义所在。”此时，不仅是年轻的韩颖，包括总部的老会计师在内，中方所有的财务人员都会被这样的题目弄懵了！

    好在中海油只是参与项目的开发商之一，合作伙伴还有来自英、法等国家的全球顶级石油商，它们都带来了自己优秀的财务人员，负责其中相当分量的工作。中方作为拥有51％股权的大股东，要对国外会计师所作的账目进行审计。查账过程中，韩颖深深感到中国会计制度的发展程度和西方的差距。

    “震动真的很大。我非常羡慕国外财务人员在公司中扮演的角色，他们和我们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和反差。”20多年过去了，韩颖至今对当时的感受记忆犹新,“对我触动最深的有两点：一是外方的财务人员对本公司进入中国的发展战略，把握得非常清楚：什么是必须要的，什么是可以放弃的，谈判间取舍有度；二是这些财务人员都有极强的预见未来的能力，仿佛能一眼洞穿未来20年，尤其是对可能的风险考虑得非常周到。”

    对比此前国企中财务人员的工作经历，韩颖从这种巨大落差中敏锐地感受到中国会计制度和西方接轨的急迫性。更重要的是，她当时每天都在为一种好奇心和陌生感所驱使，第一次有了系统学习西方会计学的强烈冲动和渴望。

    20世纪80年代末国内资本市场的出现对中国企业的财务治理结构起到了关键作用，股东开始对企业提出要求，如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引进独立董事等等，迫使企业建立比较完善的治理结构，并解决信息披露问题，从需求上刺激了中国CFO阶层的崛起。

撬动资本市场

    就在韩颖为扭转自己的命运苦苦求索的时候，1976年，现任联想CFO的马雪征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在中科院做翻译，开始了她所谓的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生活。

马雪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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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之前的马雪征一直被认为“仕途一片光明”，不仅身兼中科院两个处的处长，而且即将升迁副局长。除负责管理由中国及欧洲共同合作发展的科技项目外，马雪征也负责世界银行给予中国科研借贷项目的行政管理及联系工作。

    学英美文学出身的马雪征一直称“自己的背景不好”，“我真的不是一个有过财务教育背景的人，一开始做的就不是我的最强项。自己做得不好，就改，不能埋怨别人，而且一定得靠团队。即便你现在问我中科院当年的同事，他们都会说，我是当年最好的团队leader，是中科院最好的处长。”

    在科学院的这段经历，柳传志和科学院的周光召院长给了她很大的启发。“我跟柳总这么多年，他指导自己行为的法则是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情——环境不好有环境不好的做法，环境好有环境好的做法。这个思想的形成，包括在科学院的后期和联想的后期，都派上了用场。我一直坚信这一点。”

    马雪征当时负责中科院国际合作局的合作项目，见过不少大世面。她曾经给小平同志做过翻译，接触的都是著名学者、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使、科技部长一类的大人物，李政道亦是她的好朋友。10多年过去，回忆起十几年前与柳传志的第一次见面，马雪征用的还是“震撼”二字。

    “当时联想在香港的工作环境非常艰苦，是个坐落在破旧工业区的小公司，但柳总却胸怀大志、雄心勃勃，反差太大了。我为什么被震撼？联想当年是中科院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柳总和他的部下们谈宏图、谈战略、高谈阔论，如同指挥千军万马、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将军，非常不一般。”多年后，马雪征坦陈，她能从中科院处长的行政位置上下海，很大程度上是为柳传志的个人魅力所吸引。

    有了马雪征的加盟，加上后来脱颖而出的杨元庆，柳传志领导下的联想“三驾马车”才得以成形。柳传志经常自嘲自己是“替马雪征打工”，杨元庆也私下开玩笑称马雪征是“权力女性”，但马雪征更强调的是团队的力量和她作为CFO的沟通能力。“我觉得自己的最强项还是与别人沟通。上学之前我就想将来做沟通性质的工作，但没想过要做CFO。其实，在一个团队里，CFO做的就是沟通，即便那不是你的强项，或者不是你想做的，你也必须这样去做。”

    快人快语、干练干脆，以及特有的智慧和优雅风度，是马雪征在许多人眼中令人深刻的印象定格。1990年马雪征正式加盟联想，出任联想香港公司总经理助理，后升任联想香港副总经理。马雪征的加入，为联想迅速打开了资本通路，并由此展开了联想在资本市场呼风唤雨的一幕。

    “杨元庆信任她，在很多事情上依赖她。联想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联想，马雪征功不可没。”一位香港分析人士曾这样评价马雪征对于联想的重要性。这其中，把联想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国有企业转变成为中国最知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马雪征可谓居功至伟。

    1994年联想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1997年马雪征主持联想香港、北京联想合并，给国际资本市场带来一个崭新的联想。马雪征也被任命为联想集团执行董事、高级副总裁，备受柳传志赏识，一步步渐入联想权力核心。

    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资本运作之后，2001年联想交出了一份非常漂亮的成绩单：联想1亿多元注册股本，扩大后达到30多亿元，市值290亿元，现金流为20.8亿港元。在香港联想与北京联想未合并前，香港联想资本负债率为158％；合并后改善至25％；集团基本没有负债。

    10年来，资本市场的严酷要求的确大大提升了联想的公司治理水平。“联想有一个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每个季度都会审核最新财季的业绩，然后才能公布；联想还有一个薪酬委员会，也是由独立董事组成的，责任主要是审查我们内部提出的对高层员工的薪酬资助，包括奖励制度。这符合市场的要求，也是独立董事对联想高管层的一种监控。起初薪酬委员会两个独立董事看我们的工资，他们不怕我们定得高，而是觉得我们定低了，很有意思。”马雪征说。

    从联想香港上市、神州数码拆分、和电讯盈科合作，到与AOL合资，马雪征逐步为联想建立起国际财务标准、注重投入与资产回报率的计算方式，并引入了美国的会计审计标准。马雪征对“透明”两个字尤其推崇，“联想一贯坚持的行事原则就是非常透明，利好、利空消息都告诉大家。香港联想、北京联想合并之前，香港联想亏损，股东很惊讶，一家中资公司能够连续3次发盈利警报。要非常透明地告诉股东你的好和不好，让他相信你。你做第一次他不信，一年以后应验了，他就对你信心倍增，慢慢对公司产生信任，这不光是买股票可以解决的。”

    1992年《企业财务准则》与《企业财务通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企业财务制度与计划会计制度正式决裂，中国企业财务制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已经无法逆转。

    出资人财务制度的问题也开始备受关注，一直到今天，许多国内企业还没有形成一套对经理人约束的出资人财务制度。市场经济要求采用资本增值、资本保全的制度，出资人如何行使财务权力、如何行使会计权力还不完全明确。

接轨

    1981年，马雪征“为寻找自己的最强项”负笈英伦，几乎是前后脚，韩颖也重新回到了学校。作为同龄人，背负着同样的时代使命，马雪征和韩颖的职业生涯如此惊人的相似。

    “在中海油有幸与这群西方最优秀的财务人员‘过招’后，我才发现我们的差距是如此之大，我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被大大激发。”1982年，厦门大学在国内首次设立西方会计学专业，韩颖毫不犹豫地报名求学，进行为期3年的脱产科班训练。

    有了此前几年西方会计的实务经验，学校的课程对韩颖几乎不构成负担，只是用来印证她当年在中海油从外国专家那里学到的知识。她的专业课经常在班上名列前茅，而实践中接触的很多问题，在薄薄的教科书里无法找到答案，于是一头扎进了图书馆。

    “厦大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我一进去就觉得，当年跟外国人接触时的一些感性认识很快就深入到了理性层面。”韩颖把图书馆里所有最新的跟西方会计准则有关的书都找了出来，放在一起。每天一去图书馆，管理员就把这一摞书递给她。

    以韩颖的实战经验，西方财务人员如何做会计、做财务分析、做预测、做计划，到底需要哪些知识，她都心中有数。在图书馆里，但凡她觉得可能用得上的东西，包括相关金融知识、会计准则等实务、各类表格，她都进行摘录，抄下英文原文，回来再翻译成中文。后来，所有这些资料都成了一部书的底稿。

    “一想到离开厦大，就没有这个图书馆了，我就倍感时间紧迫。”韩颖的学制是3年，她所有期待回答的问题都要在这里找到答案，为此她放弃了所有娱乐活动，课余几乎没有任何时间不是在图书馆度过的。1985年毕业时，她竟然编纂完成了一本140万字厚厚的著作，名为《英汉汉英会计词典》，是一本关于西方会计学的工具书书稿。

    接下来的事情完全超出了的预料。1986年，韩颖将清样稿交给清华大学出版社，没想到接下来是长达6年的校对工作。“平常这么厚一本辞书都是一个编写组完成，每人负责一章或者几十页，但我只有一个人，每校一次要半年时间，任何一个英文字母的大写小写都不能看错了。”6遍书稿校下来，韩颖对书里的内容已经倒背如流，这更为她日后的业务运筹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奠定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地位，同年11月，财政部正式颁布《企业会计准则》和《企业财务通则》，中国会计制度同以苏式会计为模板的计划会计模式正式决裂，开始全面与西方会计制度接轨。

    《英汉汉英会计词典》1993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很快成为畅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中西对照、厚达千页的国际会计辞典，不仅开国内西方会计工具书之先河，更难以想像的是，这本辞典在出版前10年就开始动笔。不久前，韩颖无意中得知，这本凝聚了她多年心血的书已经第8次印刷了，而当初一页页写在信纸上的书稿，已经发黄，她还精心地收藏着。

    “会计必将在信息化时代由独立学科逐渐沦为边缘化的学科。”这是被周总理誉为“理财国手”的杨纪琬在20世纪70年代做出的预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场席卷中国企业的波澜壮阔的信息革命，以ERP这样的市场启蒙走向高潮，为财务管理提供了工具和条件，管理软件和信息平台的建立，不仅提高了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使他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战略计划和决策制订上来。与此同时，集团企业也大量诞生。

    10年“寻宝之旅”

    厦大毕业后，韩颖的眼界愈加开阔，她最想做的事就是把学到的西方会计知识应用到商业实践中。继中海油搭乘国内开放的第一班车后，1988年韩颖又赶上了中外合资的早班车——加入国内首家合资公司中国惠普。作为一家跨国知名企业，惠普有着非常成熟的管理和先进的文化。埋头于这样一座“宝矿”，韩颖由此开始了10年的“寻宝之旅”。

    “惠普10年，我最大的收获是使一套先进的财务管理系统从近乎闲置状态最后得到了彻底、完全的应用。在这一过程中，成熟的西方市场文化也随之慢慢渗透到每个员工的言行里。”谈到这段职业生涯，韩颖充满了感恩。

    惠普最吸引韩颖的是它的文化，即“惠普之道”。“我至今非常喜欢惠普的文化精髓，信任与尊重。”

    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惠普50年沉淀下来的管理流程方面的精华。在惠普做到第5年时，韩颖面临一个新的选择，一家更大的跨国公司想挖她过去，职位是中国区财务总监，而她那时还只是惠普的一个财务部经理。

    “我一度想要离开，当时的中国惠普总裁程天纵跟我说：‘韩颖，如果你来惠普5年，就要走掉，你是进了宝山，看见了很多宝藏，但你走出去的时候，还是两手空空。在这里你至少需要10年的时间，出去的时候，至少可以带上防身的十八般武艺，带上一些你可以用一辈子的东西。’”

    韩颖停止了试图通过跳槽提升的想法，踏踏实实在惠普做了10年。“我体会非常深，真的要待够这么久，你才能把惠普非常优秀的管理流程变成自己的东西。”

    韩颖刚到中国惠普财务部时，虽然一些核心的财务系统与惠普母公司几乎完全一致，但财务人员大都来自国内，大家只能做一些辅助性工作。更致命的是，国内有许多特别的政策和做法，而财务系统需要来自生产、制造、采购、订单等各个环节的数据，根本就无法得到满足。

    10年后，当韩颖离开时，中方每一位财务人员都已经能娴熟应用这一系统，并透过它掌握到最先进的西方财务制度。“这过程中有太多工作要做，但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人。不仅仅是财务人员，我们甚至还培养了200多名工程师，因为很多非财务人员也要会用收入管理系统，才能使系统真正用开来。”

    事实证明，韩颖在惠普的10年“寻宝之旅”为她的CFO职业生涯铺平了道路。即便在加盟亚信后，韩颖感到非常自豪的也是她为这家公司构建的一套独特的、与公司业务相匹配的信息系统。

    对财务信息系统的把握和应用，韩颖为日后圆熟的财务运筹能力捕捉到了精确的财务工具和方法，更为她登上职业生涯的巅峰打下了坚实基础。1998年，韩颖辞去中国惠普财务总监的职位，转战亚信公司，迎来了她职业生涯的又一大转折。

    在惠普文化浸淫10年之久，韩颖熟谙那里的商业道德、会计准则和管理模式，韩颖深深知道西方投资人所关心的问题是什么，这让她在海外上市和各方人士的沟通中游刃有余。不仅如此，在中国惠普学习到的沟通能力也对韩颖日后在亚信的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合资公司，中国惠普的财务总监在如何既保护中方的利益，又让外方有兴趣在中国投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同时要赢得双方的信任，才能将工作顺利推进下去。能否找到双赢的结合点，成为考量财务总监的重要题目。”

    “亚信的情况更加复杂：股东里有相对短期的风险投资，又有相对长期的创始人投资；小股东要短期利益，大股东要相对长期的利益。”面对职业生涯中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韩颖在中国惠普积累的经验和能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2000年前后，一批中国企业跻身海外资本市场推动了会计标准国际化。中国加入WTO之后，国内资本市场开始融入全球资本市场，更多的国内企业将赴境外市场上市，境外投资者也涌入国内资本市场开展投资活动。“中国特色”的会计标准遭遇挑战，CFO阶层开始出现。

到国际市场去！

    2000年前后，几乎都是在同一时刻，余楚媛、韩颖和马雪征都迎来她们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大考。

    巨大挑战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被冠以CFO头衔的企业精英，更大的背景在于，随着“后WTO时间表”越来越临近，中国企业第一次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全球化浪潮下。

    “对我们这一行来说，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2004年404法案的实施，我估计韩颖跟我是一样，都在饱受折磨。”余楚媛视应对404条款是她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当记者拿着同样的问题求证马雪征时，她脱口而出：“唉哟，你们记者都太爱问这个了，不就这事嘛(指联想收购IBMPC业务——笔者注)。”

    韩颖也不止一次向记者提到亚信应付404法案所耗费的巨大信息搜集成本——人力成本、金钱成本和协调成本，但她更紧迫的，是作为一家美国上市公司的CFO,必须随时随刻向投资人讲述公司准确的未来。

    “亚信的股票被炒到过110美元，经历过市场的大起大落，到今天我们也开始向非电信市场转型。CFO的重要作用，就是不断分析公司战略上的风险，推动新的战略产生。即便市场突然发生大的变化，CFO也要为公司调整战略方向留出充足的时间。现在我给自己定的时限是，能够提前7~8个月提示管理层。”谈到作为CFO的挑战，韩颖是一如以往的务实风格。

    在马雪征身上，同样可以看到CFO遇事不惊、从容应对的气度和斗志，“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埋怨的人，可能跟很多人的习惯不太一样。只要我在这个位置上，我就会积极想办法解决问题。所以他们开玩笑跟我说，你就不要叫CFO了，改叫chiefproblem-fixofficer（解决问题官）吧。我的天性就是遇到问题就积极地想办法解决。就像我今天这么困难，但仍然坚持坐在这里接受采访。”

    也许是因为环境的差异，比起马雪征的豁达和韩颖的直爽，面对同样的难题，余楚媛笑得一脸灿烂，一副“天生的乐天派”形象。

    作为当年安达信中国公司的合伙人，余楚媛见证了一大批中国公司走向国际资本市场的历程，目睹了中国企业和国际资本市场之间商业准则的巨大鸿沟。“第一批客户主要是几个大的电力公司，像国际华能、山东华能，还有隶属华北电管局、负责京津唐电网的大唐公司，最后他们在香港和伦敦两地挂牌。华能国际11年前在国外融资就已达6亿多美元，非常成功。我是北京办事处的头儿，需要带着国企这些人到美国证监会、纽约证交所、美国的会计准则协会，去跟他们沟通中国公司的结构、会计制度和上市标准等，看是否符合他们的要求。”

    “我一直在美国公司工作，美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简单，你跟他讲什么，就一定要给他解释，比如这个东西相当于美国的什么，要举个他知道的相似的例子。”余楚媛的东方智慧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筹备中国电力企业的上市工作，在美国发电和电网是分开的，竞价上网，但国内是有一个定价机制，如还本付息电价，再由物价局批准，电厂结合发电和电网两块功能。在美国，这就会涉及到两个完全不同的会计准则，我们必须跟他们沟通说，我们选择的那个会计准则是适用于像国际华能这种类似美国电网的会计准则，同属公用机构。另一方面，一定要把中国特色的东西给讲明白。这样的工作几乎与做翻译差不多。”

    等做完这一批公司上市之后，余楚媛也练就了一口地道的北京话。1995年初，余就任美国DLJ投资银行中国区主管。DLJ是美国一家非常专业化的投资银行。创办人BillDonaldson曾经是纽约交易所主席、耶鲁大学商学院的创办人，最新岗位则是美国SEC的主席。

    在余楚媛加盟DLJ后的客户名单中，有一大串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中石油、中石化、中移动，北京燕化，吉林化工、广深铁路……不同的是，这其中也包括了后来成为她新东家的搜狐和亚信这样的民营企业。“从时间上来说，我见证了中国从国企一直到民营企业在海外上市从没有到成为主流的过程。”余楚媛说。

    到今天为止，已经相继有61家中国企业登陆国际资本市场。但在余楚媛看来，中国企业和国际化大公司之间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在鲜明对照下反而愈加醒目。“以董事会结构为例，美国公司很大一部分是独立董事，但是国内许多国企就是点名出任，还附属官员身份。国有企业能这样的不多，我在这里对CEO说不的时候太多了。”

    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渴望，在马雪征那里感受更加深切，她花了将近10年的时间，“把联想变成了一家非常透明的公司”，而在几年前，马雪征就曾经信心十足地对外界宣称：“3年内要带联想走向国际。”

    “现在大家喜欢谈本地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本地化不只是说把工厂设在中国，更不能说把中国产品卖到国外去就算国际化了，有太多的公司国际化标准我们的企业还没有达到，像公司治理、遵纪守法、股东利益的体现等等。”

    在马雪征看来，国际化的公司至少具备两点素质：首先是公司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其次是公司内部的管理和管理者素质、意识要达到国际化公司的要求。今天的联想，已经开始在这两点上起程了。

    “一个好的CFO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物，他是跟企业一起成长的。我内心一直有个追求，一个国家的昌盛实际上需要一个非常健康的企业群体。”韩颖说。令她感到骄傲的是，每天她都和亚信公司的所有员工为这样的目标而努力。

背后站着中国

    “中国上市公司的财务记录或者是财务报告，就像是中国的家庭妇女做饭一样，扔一点这个扔一点那个，然后一起煮，煮到最后，投资人什么也看不清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之后，突然变成要求上市公司盈利，使这种“煮成一锅粥”的做法愈演愈烈。这是2000年前后香港《亚洲周刊》上一篇题为《中国诚实与正值的典范》的文章的开头，讽喻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信誉的情况。

    “我不仅不同意这样的说法，更决心一定要以我们这一代人的表现来证明，中国的会计师可以像美国的会计师一样的优秀。他们正直诚实，被人信任。”每提及这样的描述，韩颖都深感触动。

    余楚媛也非常认同这一说法，“职业方面，我还是觉得做事不如做人。我对做人成功的定义是，如果一件事在两可之间，别人愿意帮你一把、拉你一把，那你做人就蛮成功。做企业就是做人。”

    “中国的CFO还必须强大自身，”韩颖说，“一个阶层的浮现和崛起，绝对不是这个阶层自己想就能做到的事，而是必须有市场的需要。今天的中国企业比任何时候都急需CFO人才。“对此，她的体会特别深，几乎每天都有人打电话来，让她帮着寻觅合适的CFO，特别是熟悉《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404条款的CFO。“市场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身处这个阶层，你别无选择，必须尽快长大，不断完善自己，来满足市场的需要。”

    “CFO不是一个简单的会计，要为企业成功而服务；CFO不是一个领导者，而是企业价值管理的设计者；CFO不是一个权力人物，但是一个有影响力、凝聚力、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人物；CFO不是去领导一个公司，而是要领导一个团队。除了财务、税收，法律，ERP、投资者关系，CFO还要负责销售、采购、兼并收购等业务，要面对很多自己并不懂行的专业，这就需要他是一个团队的Leader。CFO还需要对风险的敏感度，支持CEO实现他的战略方向，同时把企业风险降到可控制范围之内。”被称为“韩老师”的她经常抓住每一个机会，呼吁和传播她自己对于CFO的理解。

    “一个强大的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强大健康的企业群体来缔造，而一个强大健康的企业群体呼唤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CFO参与管理，我希望将来有一天在中国能有一个CFO的交流平台，将这种理念传输给更多的中国企业，我愿为此作出贡献。中国不缺CEO，缺的是CFO。打个比方，如果CEO是1号人物，中国所有公司的CFO都是0号人物，我的体会是等到中国有像CEO这么多的CFO时，CEO们才不会不断倒下。”韩颖说，这是中国这一代CFO的使命。

    同样功成名就的马雪征两度被美国《财富》评为全球最有权力的50位女性之一，马雪征的反应都很淡然：“不是我有什么权力，而是因为我的背后站着联想，站着日益开放和强大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