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的创始老板、第一任CEO王伦，最初“是个不及第的秀才，因鸟气，合着杜迁来这里落草”。看来，王伦读过一点书，高考落榜，又有点江湖气质，在社会上碰了壁，很不如意。和杜迁两人曾经投奔“柴大官人”柴进，又得到了柴进的一点资助，在梁山拉了一批人马，搞了点“实业”。

　　施耐庵写《水浒》，每个字都是微言大义。王伦的绰号“白衣秀士”，绝不是这么简单起的。历史上真实的王伦，外号其实是“黄衣秀士”。

　　《宋史》里面有记载，当时在沂州（今天的山东临沂东南），确实有个王伦造反。虽然人数很少，只有几十号人，后来也只发展到几百人，但是，很有声势。根据欧阳修的记载，这个王伦“打劫沂、密、海、扬、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无人……其王伦仍衣黄衫。”大家都知道，“黄衫”不是随便穿的，只有和皇家沾点边的，才能穿黄衫。这个王伦，本事和实力不大，口气和野心不小，公然与朝廷叫板。给人的感觉像是那个20年前在大学校园里的戴尔，拿把螺丝刀帮别人装几台电脑，告诉父母他要“战胜IBM”。

　　施耐庵把王伦从“黄衣秀士”改为“白衣秀士”，一字之差，两者的胸襟、气魄、格局、眼界，高下立判。既然只敢穿“白衣”，王伦日后的事业，注定大不到哪里去了。

　　不合时宜的排名制

　　创业初期的梁山，王伦这个“老大”，并不象后来的宋江那样拥有绝对权威。比如，林冲上山之时，王伦本来打定主意，准备找个借口，把他打发走，“免致后患”。可是，另外几个兄弟——朱贵、杜迁、宋万都据理力争，无奈之下，王伦只能给自己找了个“投名状”的台阶，让林冲留了下来。

　　不过，在王伦主政梁山期间，梁山泊组织管理的基本制度——排名制已经形成，第一把交椅自然是王伦来坐，然后依次是杜迁、宋万、朱贵，后来林冲雪夜上梁山后，排在朱贵前面，坐了第四把交椅。

　　排名制的最大好处，是山寨的等级秩序一目了然，高低贵贱，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但是，这种排名制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排名的依据，是按资历，还是按能力，甚至是按到山寨的先后？这一点无从体现，而曾为八百万禁军教头的林冲，座次竟然在武艺平常的杜迁、宋万二人之下，这也埋下了后来“火并王伦”的伏笔；二是过于僵化，按照这种排名制，资历决定一切，排了座次以后，就不能随便调整，来得晚的，本事再高、功劳再大，也只能屈居人下。

　　很明显，这种排名制只是守成之制，而非创业之制，根本不适合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王伦在企业草创时期，就采用这种排名制，显然是一种无所作为、只求保持现状的做法。但是在残酷的自然选择和生存竞争中，不进则退，你不吃别人，别人就要吃你。

　　后来晁盖入主梁山泊，也采用了这种排名制，证明晃盖与王伦的差距不大，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所以，后来宋江上梁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宣布废除“排名制”，废除全部旧的“年功序列”，全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上岗。

　　分工和盈利模式

　　在这个草创阶段的管理团队中，还有一些粗略的分工。朱贵在山脚下开酒店，这个酒店既是山寨的耳目，也是山寨的鹰爪。他的部门算是梁山泊的“情报部”、“外联部”。至于杜迁、宋万两位，就连王伦也认为他们“武艺也只平常”，这两位在当时的梁山泊上多半属于打家劫舍的先锋。他们两人形成梁山的“市场部”——“打劫部”。碰上一些比较大的商队，或者说遇上一些“大单”，朱贵一个人对付不了，就要他们两位出马了。

　　朱贵在山下开的酒店，对于梁山泊而言有非常关键的作用。一方面，朱贵在酒店中打探江湖中的各种动态、消息，研究整个国内市场的宏观面；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朱贵在山下打听、侦察往来客商的情报，研究梁山企业的具体业务的“潜在顾客”。“但有财帛者，便去山寨里报知。但是孤单客人到此，无财帛的，和他过去；有财帛的，来到这里，轻则麻翻，重则登时结果”，将人的精肉片做成腊肉，肥肉拿来煎油点灯。通过朱贵的酒店，对往来客商实施抢劫，是当时梁山泊的主要经济来源。

　　王伦、杜迁、宋万、朱贵四人时代的梁山泊，据柴进介绍，“有七八百个小喽罗”，而据阮小二的估计，则是“聚集了五七百号人”，整体数字相差不大。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食量。我们来简单计算一下，将每人每天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则平均每人每天耗粮三斤，月耗食量为700×3×30=63000斤。这一指标是衡量一个山寨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它意味着：“如果山寨平均每月获得的粮食数量少于这个数，山寨就面临饥荒、内乱、崩溃的危险。”

　　不过，王伦时代梁山泊的规模并不大，和后来宋江时代的几万人马相比，显然不值一提，但是，由于梁山泊的优越地势，山林湖泊相得益彰，易守难攻，占尽地利，因此，尽管其主营业务较为单一，仅仅是“打家劫舍，抢掳往来客人”，但由于摊子不大，也就700来号人，因此，仍然可以像阮小五所说的“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如何不快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