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漳州南靖县，两名被镇政府雇来负责无公害处理病死猪肉的工作人员，将捡来或便宜买来的病死猪屠宰后，运往湖南、广东等地流向餐桌。短短三个月，两人卖出近40吨，案值达300余万元。

　　今年3月，上海黄浦江上出现大量死猪，除开大量批评的声音，还有一种很微弱的观点，说这些死猪没有被加工后端上市民餐桌，实属万幸。言外之意，往江里扔死猪，多少算是“良心之举”。

　　不能说扔死猪“有功”。但是，几乎没有成本的病死猪肉，稍作加工就可获利，如此巨额利润面前，能经得起诱惑的，又能有几人?极具讽刺意味的是，这次两名嫌犯，恰恰是政府雇来搞“无公害处理”的。值得反思，“无公害处理”为何变成了“最有害处理”。

　　仅仅谴责嫌犯利令智昏，显然远远不够。马克思描述资本的趋利性时称，有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镇政府明明知道病死猪能带来暴利，明知道可能会有人铤而走险，为何没有一点约束的程序和措施，放任两名社会人员私自处理?

　　为了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国家对生猪的养殖加工到售卖，有着一系列严格的法定程序。从这个案例来看，政府职守的所有关键节点，从福建到湖南，从福建到广东;从镇到市，从市到省，几乎全线失守。政府雇员成为案犯，病死猪被收购到加工，到被跨省售卖，40吨病死猪肉，轻易地进入了公众的胃囊。警方再卖力，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从新闻中，也只看到嫌犯如何操作，警方如何抓捕。而这一系列监管链条的失守，涉案地方职能部门的责任，是否渎职，是否失职，是否有腐败行为，几乎没有着笔。唯一可循的，只有“镇政府雇来”的几个字，政府的监管责任，轻描淡写得可以忽略不计。

　　一起食品安全案件，全成了嫌犯的过错。这何尝不正是，抛猪成为“良心之举”这样不正确舆论所诞生及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