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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本期《农金周刊》聚焦重要农产品(6.560, 0.03, 0.46%)稳产保供,推出一组稿件,探讨如何抓好“米袋子”“菜篮子”,切实做好2022年“三农”工作。
摘要:
要“稳定生猪生产”、破解“猪周期”,仍需综合施策,要继续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巩固延续现有政策成果,深化拓展土地、财政、金融、市场调控等政策措施,持续推进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稳定生猪生产”,这是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为2022年生猪产业发展确定的政策基调。虽然只有六个字,得来却非常不易。
回首2019年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确定2020年生猪产业政策基调时,会议强调,“要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全面落实省负总责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落实扶持生猪生产的各项政策措施。”2020年岁末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明确,2021年“要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促进产业稳定发展。”
从“加快恢复生猪生产”,到“继续抓好生猪生产恢复”,再到“稳定生猪生产”,三年来,我国生猪产业发生了什么?
众所周知,受非洲猪瘟疫情以及各地环保整治等多重因素影响,2019年生猪存栏量持续下滑,以至于国内生猪价格从2019年1月1日的三元生猪均价11.30元/公斤,一路上涨到2019年12月27日均价33.53元/公斤,年内上涨196.73%。生猪价格的持续上涨,不仅带来物价上涨压力,也增加了百姓消费支出负担。为加速生猪产能恢复,提高稳产保供能力,2019年下半年,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银保监会等部门,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多部门相继印发文件,出台17条政策措施支持生猪生产发展。与此同时,各地在财政、金融、用地、规范禁养区划定和管理、绿色通道、生猪生产的补奖等方面,也明确了一系列政策。在各项政策措施的扶持下,我国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中央冻猪肉已从2019年投放17万吨,转向2021年为应对生猪和猪肉价格过快下跌,持续收储4次,累计8.3万吨。2021年9月1日,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在中国农民丰收节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生猪产能完全恢复,7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恢复到2017年年末的101.6%和100.2%,提前半年实现恢复目标。
随着生猪产能的恢复,如何“稳定生猪生产”被提上议事日程。
之所以要强调“稳定生猪生产”,是因为“猪周期”有待破解,猪肉价格起伏频繁,市场风险加剧。与此同时,生猪养殖与玉米等饲料粮供需矛盾突出;一些地方缺乏发展生猪养殖业的积极性;生猪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受制于用地难;周边国家和地区动物疫病多发常发……为此,农业农村部在《关于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第4820号(农业水利类283号)提案答复的函》中表示,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在继续引导生猪产业龙头企业发展壮大的同时,带动中小养殖场户融入现代生猪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养殖体系;持续完善信息发布制度,加强能繁母猪存栏和猪肉产量等核心指标的监测和预警,及时精准调控,缓解生猪价格周期性波动。
当然,要“稳定生猪生产”、破解“猪周期”,仍需综合施策,要继续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巩固延续现有政策成果,深化拓展土地、财政、金融、市场调控等政策措施,持续推进生猪养殖业高质量发展。
首先要落实用地政策。受2013年环保风暴影响,2014年到2018年间,很多省份大拆猪场,且涉及搬迁的养殖户,地方政府没有积极协助落实养殖用地,结果导致2019年生猪存栏量急剧下降、生猪价格暴涨。因此,要“稳定生猪生产”,提高稳产保供能力,必须按照畜牧业发展规划目标,结合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统筹支持解决生猪养殖用地需求。像四川、云南、江苏、湖南等省,就因为在2019年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作为设施农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不需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允许生猪养殖用地使用一般耕地,作为养殖用途不需耕地占补平衡,因此,这些地方的生猪养殖业恢复较快,集约化程度也显著提升。显然,只有用地政策落实了,生猪产业才能规模化发展,机械化作业,智能化饲喂,数字化管理,进而实现猪舍多品种、多周期的特色生猪养殖,推动生猪养殖“从农场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
其次,要加强财政保障。生猪产业是高风险产业,需要财政提供保障,才能促进产业健康发展。2019年,多地出台明确的财政补贴补助措施,对推动生猪产能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浙江对新建(扩建)的万头以上规模猪场,按照每出栏万头给予100万元的补助奖励;河南对每个洗消中心建设给予30万元补贴,对从国外引进种猪每头补贴3000元,等等。因此,要“稳定生猪生产”,需要继续实施生猪调出大县奖励政策;要对生猪疫病强制免疫、强制填埋和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给予补助,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生猪防疫社会化服务发展;要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对生猪养殖机械装备的支持力度,重点向生猪规模养殖场倾斜,实行应补尽补;要落实生猪规模养殖等环节用水、用电优惠政策;要探索建立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基金,构建以财政投入为主、社会捐赠为辅的资金投入机制。
再次,要创新金融支持。“稳定生猪生产”离不开金融的创新支持,从过往实践看,无论是在辽宁、河南、广东等地开展的养殖圈舍、大型养殖机械抵押贷款试点,还是浙江省开展的以生猪为代表的活体抵押贷款模式,都对缓解生猪养殖主体融资难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样,河北、天津等省市2019年通过提高生猪保险保额,将能繁母猪保额从1000元增加至1500元、育肥猪保额从500元增加至800元,扩大育肥猪保险规模。去年有些地方尝试通过生猪“保险+期货”项目,对冲生猪价格风险,服务当地生猪产业稳健发展,都极大增强了生猪养殖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十四五”时期,要“稳定生猪生产”,既要继续推行并扩大生猪活体、养殖圈舍、大型机械设备等的抵押贷款试点,也要大力提升生猪保险保额和规模,创新生猪保险产品,还要继续发挥生猪期货的积极作用,并稳妥推进猪肉期货上市,努力为生猪养殖主体提供更多规避市场风险的工具。事实证明,生猪期货的“价格发现”和“规避风险”两大功能,在生猪期货上市一年间,正逐步惠及产业链各主体,并在推动我国生猪产业保供稳价、健全生猪产业平稳发展长效机制等方面初步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2019年到2021年,每年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针对生猪生产专门明确政策方向和基调,足见中央对生猪产业稳产保供的高度重视。毕竟,生猪产业不仅是保障食物安全和居民生活的战略产业,也是农业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只有多管齐下,多策并举,通过投资、金融、用地及环保等协同发挥作用,才能更好推动生猪产业行稳致远。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中国金融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