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羽鸡被冠上“速生鸡”的外号，成了人们心中的“妖怪”。

　　“妖怪”总是有很多传闻，其中3个在网络上非常流行：有人说，它长着六个翅膀，四条腿，“不然快餐店哪来那么多鸡翅和鸡腿”；也有说，它靠激素长胖，40天就能出栏，吃的饲料能毒死苍蝇；最近还有报道说，它短暂的一生过得很悲惨，至少吃18种抗生素，“把药当饭吃”。

　　近年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轮对白羽鸡的质疑。上述传闻里，“多翅鸡”是早被证伪的谣言，“速生鸡”源自人们对育种知识的不理解，还有一些，如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早已是业内公开讨论的难题：“预防性添加”，给药错误、蒙昧，越用越“厉害”，让很多专家忧心忡忡。

　　为打消公众的疑虑，不少养鸡场、快餐店最近以邀请参观的方式自证。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每一轮质疑过后，人们越来越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更想知道，怎样把“妖怪”真正关进“笼子”，切实有效地监管起来。

　　长得快靠品种不靠激素

　　事实上，三四十天就能出栏的鸡，是目前世界肉鸡业的主流。

　　“中国养鸡业是横切着进入世界发展潮流的。”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副秘书长马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美国发展肉鸡有几十年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从国外全盘引入了肉鸡的品种、饲料、养殖经验、技术，肉鸡养殖业快速发展。

　　马闯曾在农业部工作多年。他记得，为提高中国人的肉类消费量，当时的科研人员努力研发，利用禽类杂交技术，最后锁定了白羽鸡这种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的鸡种。

　　行业数据显示，中国肉鸡养殖从1981年的全国存栏0.4亿只到2011年的全国存栏40多亿只，30年间增长了100多倍。目前，中国的白羽鸡产量位居世界第三，创造市均价值1000亿元，占全国肉类总产量的9%。然而，中国目前对白羽鸡的年人均销费量只有5.7公斤，而美国是47公斤，巴西是38公斤。

　　在马闯看来，肉鸡产业“跨越式”的发展，满足了老百姓的胃，但相应的科普却没跟上。人们对白羽鸡的品种不够了解，不是怀疑“多翅鸡”，就是将其冠名为“速生鸡”、“药鸡”。不能因为白羽鸡生长速度快，就叫“速生鸡”。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也认为，“快大型白羽肉鸡被称为速生鸡是不贴切的，因为谈到‘速’似乎就有某种神秘外力的作用。”她表示，“这也难怪，毕竟30年的跨越式发展不够深入人心，散养鸡至少长一年才宰杀的概念根深蒂固。”

　　“激素没有促进鸡肉生长的神秘力量，还会增加肉鸡患病风险，‘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是给鸡使用激素的贴切比喻。”朱毅告诉记者，白羽鸡45天就能出栏，主要原因是遗传选育技术的进步，如果再加上良好的饲料和洁净无疫病的生长环境，白羽鸡就能快速、健康地走上餐桌。“事实上，现在的技术，早就能达到33天到37天出栏的水平了。”

　　不过，对白羽鸡的另一些可笑传闻是可以确认的。多名养殖户和专家告诉记者，这种鸡非常怕人、怕生。“早些年，如果农用小飞机飞过鸡场，当时鸡又没呆在各自的笼子里，而是在一片较大的场地上，鸡群就会受惊，盲目往一个方向跑，后跑来的鸡拼命往上跳，堆在前面的鸡身上，形成一大堆，有些鸡会被压死。”一个养殖户表示，现在这种情况少了，“都关在笼子里了”。

　　朱毅表示，这个习性不知是因为天生胆小，还是因为生活很“闭塞”，“终其一生，只见过两次阳光”，被关在笼子里，走路都不会，这是动物福利的问题。“让鸡在阳光下自由走几步是对鸡的基本尊重，也是增强鸡自身免疫能力、减少抗生素用量的解决途径。”

　　抗生素使用问题严重

　　实验室中对白羽鸡的美好愿景，在现实中变了形。

　　在马闯看来，肉鸡养殖技术的一个副产品是食品安全风险。因为在早期对白羽鸡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微量的抗生素可以作为促生长剂，增加白羽鸡生长的速度。

　　朱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白羽鸡早年的养殖过程中，人们的确曾以饲料里添加金霉素的办法，达到促生长和抑菌的效果。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并非中国的独家做法。1950年美国FDA首次批准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抗生素自此全方位推广应用于畜牧生产。2006年欧盟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投放任何种类的抗生素，其后很多国家纷纷跟进。但目前美国和中国，还没有禁止。

　　“这些添加都在品类和剂量上有严格的规定。”朱毅说，我国的规定也很明确，从种类到停药，都有一系列严格的要求。

中国式养鸡和世界养鸡潮流最大的不同是养殖模式。

　　据马闯介绍，尽管肉鸡行业在中国畜禽养殖产业中，算是规模化养殖程度很高的产业，但全国约50家大型养殖企业也只占市场的一半份额，“和规模化高的国家相比还差很远”。市场上还大量存在着“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终端多了，对抗生素的治疗、预防和停药问题，很容易在执行中有偏差”。

　　养殖业抗生素的问题，首先体现在用量、用法上。

　　人们同情白羽鸡“拿抗生素当饭吃”，这在业内还有另一种表述：“预防性添加”，这让从业者纠结。今年5月16日召开的2012白羽肉鸡发展大会上，行业内的专家曾就此以“辩论”的方式展示担忧和无奈，并将其刊登在行业刊物《现代养禽》上。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畜牧研究所研究员刘华贵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没有病就不要预防性用药。“是药三分毒，尤其是西药抗生素，损伤肝脏、肾脏，使抵抗力降低。药物的残留，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美国大豆协会国际项目家禽技术主任韩彦明认为，长期低剂量用药不能杀死细菌，而会使细菌产生了耐药性。“如果抗生素产生耐药性，就将研发新的抗生素，这将是一个非常昂贵而漫长的过程。”

　　科研人员几乎都担心预防性用药带来的弊端，但生产者有其无奈。

　　山东华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孙玉蛟表示，伴随着养殖的密度和规模不断扩大, 养殖户对疾病的防控非常滞后。为了预防病毒应该预防接种，但是现在接种了疫苗照样得病, “如新城疫，疫苗不止接种一次，接种两次、三次还照样发病”。在他看来，预防性用药不是抗生素滥用，而是针对当前养殖现状存在的问题,通过科学、规范、合理的用药来减少或避免疾病造成的损失。

　　“白羽肉鸡经济性很强，养殖户考虑的是怎样让它安全出栏、获利。 现阶段的鸡群都处在一个高发病的状态, 周围都是病原。在中国大环境下,健康的鸡群不存在。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预防性投药。”

　　关于抗生素使用第二个隐忧是，用药蒙昧、糊涂。

　　在上述论坛上，北京生泰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吴国彬提到，目前国内的养殖者认同家禽养殖预防性投药，但在他看来，现在许多养殖者选择“错误的预防用药”，既花钱又达不到目的。

　　但是，真正的基层养鸡者根本不清楚。今年年初，一家中央级媒体进入一家北方养鸡场，取得了一张投药名单，上面列出养鸡程序里的多种药物。后来，他们带着这张名单和鸡场取样，找到检测专家，想看看这些药物是否在鸡体内有残留，结果，专家都被“整糊涂了”，采访无法继续。

　　“投药名单上的名字，都是‘花名’，营养剂、生长素之类的，检测专家根本不知道和‘花名’对应的化学通用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连专家也不知道，养殖户们更不清楚，“从兽医那里买来就用。”因为“不死心”，他们拿取样进行了常用的十几种检测，“啥也没检测出来”。

　　朱毅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技术人员的科研水平和卖药者的力量远远不能抗衡。“兽医去卖药的驱动力，远远大过专家。农民又不懂，很多时候是无知的，一看鸡生病，很少想到改善养殖环境，就让鸡吃药，有一些是违禁的抗生素，其他的地方也还在用。”

更让人无法安心的是，在粗放、蒙昧的用药过程中，药品越来越“高级”。

　　前段时间，有媒体找到十来张治疗白羽鸡用的药单，这一次不仅有“花名”，更有药品通用名，带给专家“鉴定”。

　　“看完很震惊！”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医院教授肖永红告诉本报记者，他看见的这些兽药“非常高档，可以说是教授级的药物了”。如果长期用这么“厉害”的抗生素，鸡群的耐药性将迅速提高，“吃别的都不管用”。

　　对于白羽鸡吃高级抗生素的说法，有不同意见。有观点称，农民买抗生素是要花钱的，“卖一只鸡才赚多少钱，哪舍得打那么高级的药？”

　　肖永红表示，这些药物的“高档”体现在功效上，但价格并不算高。“据我所知，抗生素的原料相当便宜，特别是头孢菌素，一公斤不到1000元。这种药物给一个100多斤的人用，每天只需4克。这还是医用原料的价格，兽用的可能更便宜。”

　　在他看来，目前国内抗生素的生产状况，可以让农民用低价购买到“厉害”的抗生素，这使抗生素滥用的情况雪上加霜。

　　轰轰烈烈地“拉网”有用吗

　　白羽鸡当然不是“妖怪”，但近年来的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让人们越来越缺乏信任，宁可相信夸张的传说。

　　三聚氰胺被爆出后，喝不喝牛奶？“瘦肉精”问题被爆出后，吃不吃猪肉？面对这些糟心事儿，人们迫切地想知道，有没有办法能把白羽鸡管好，让人们吃得安心。

　　有关部门的行动并非不快、不狠。

　　2008年，很多省份迅速组织专项行动，打击在原奶中掺杂三聚氰胺等有毒有害物质违法犯罪行为。2011年“瘦肉精”问题被曝光后，新一轮的打击“瘦肉精”专项行动在全国此起彼伏地开展，多地制售“瘦肉精”者被依法处罚甚至判刑。涉事企业双汇集团对外承诺，每头猪必检，光瘦肉精检测费每年就要多花好几亿元。这次白羽鸡违规使用抗生素之后，相关地区已经开始拉网式的排查。

　　轰轰烈烈地“拉网”有用么？

　　东北地区一名养殖业内人士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去年“瘦肉精”刚出事那阵子，排查的确很严，检测明显变多了。但是，这些检测使用的猪尿样，都是养殖户自己提供的，没人会把有问题的猪尿拿去检测这就像拉了一张细密的渔网去捕鱼，旁边留了一个大豁口。

　　“靠事后检测去监管整个养殖流程，情况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上述人士表示，白羽鸡养殖中存在的抗生素超标问题更容易“逃脱”，“给猪常用的瘦肉精两三个大类，都很难检测完，而抗生素种类数以千计，怎么可能拿出一只鸡，检测所有的药？而且这种生鲜类的食品，需要迅速流入市场，每种检测都要时间，等结果出来，肉早就臭了。”

　　在他看来，真正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做到让养殖者“不去、或者说是不敢添加”，比如建立可追溯体系，推广规模化养殖，“规模大了，养殖者会考虑，如果不改进养殖技术和管理，只靠吃点药蒙混过关，一旦查处，损失巨大。”

　一个侧面的例子或可印证当年“拉网式排查”的“下文”。

　　去年双汇“瘦肉精”事件发生后，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了一家位于北京的试纸生产企业。该企业表示，因为企业的需求，试试销量大增，以前每年克伦特罗试纸营业额只有300万～400万元，莱克多巴胺和沙丁胺醇更少。2011年从1月起，每个月的克伦特罗试销量有3000万～4000万的营业额。

　　“双汇事件后，全国所有生产瘦肉精试纸的企业生产线开足马力不够用。”这家试纸生产企业的负责人说，“可是最近又闲下来了，你可以说因为瘦肉精的形势好转了，也可以说检测量下降了。”

　　据媒体报道，德国拜发公司亚太区副总廖冰君估算称，2011年全国瘦肉精检测产品（包括检测卡和试剂盒）的市场规模一度达到近3亿元，2012年至少下降了一半。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改平是中国最早研究瘦肉精快速检测方法的科学家，他和前述那位业内人士的观点一样：不能光靠终端检测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更长远的解决方案是建立追溯体系。

　　如果一时不能治本，还有没有其他思路，能限制养殖业抗生素滥用的问题，为更长远的解决之道提供缓冲？

　　肖永红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从上世纪90年代起研究抗生素滥用的问题，直到2007年，在科协的支持下，才有机会对全国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调查。

　　那次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有9.7万吨抗生素用于畜牧养殖业，占年总产量的46.1%。

　　此后几年，国外的研究日益确定，动物和人之间会通过食物链发生耐药菌的传播。肖永红也在与病人的接触中发现，很多人已经对一些药物产生了耐药性，使医生的治疗难度变大。

　　但5年来，肖永红的数据没有更新，“那次做调查就很困难，21万吨也是保守估计的数字，如果这几年情况没改善，这个数字不会变少。”

　　当年的调查组里，就有农业方面的专家，调查结果还曾经形成一份内部科研报告，发给各部门。肖永红至今仍记得，当年提出的具体建议：

　　建议卫生部，在医院方面加强对抗生素的管理。

　　建议科技部，进行控制耐药菌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建议药监局，首先，要精确地掌握我国抗生素使用情况，对每年的用量都要有明确的了解。其次，不能任由抗生素无限制生产，对抗生素生产厂家设置品种和准入门槛，使得监管起来更容易。

　　这些建议落实了吗？“说实在的，除了去年起卫生部对抗生素滥用有过一个专项整治，其他相关的部门，动静不大。”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