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进行了两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访问：一次是去中国，另一次是去苏联。报纸上连篇累牍的都是对访问能否成功的预测。对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的巴鲁克·菲什霍夫教授来说，尼克松的访问给他研究“事后之明”提供了好机会。

尼克松启程前，菲什霍夫让一群学生进行预测。例如，“你觉得，尼克松见到毛泽东的可能性有多大？”他要求学生们像博彩那样投注赔率：如果认为上述事件根本不可能发生，那么记录可能性为零；如果认为事情肯定会发生，那么就记录可能性为100％。

尼克松返回美国后，菲什霍夫回访了那些学生，让他们回忆自己当初到底是怎么预测的。他发现，即便排除故意说谎的因素，受试者也会不断地记错当初的预测，而且不自觉地偏向于让自己看上去比实际更聪明。

特别明显的是，如果事情真的发生了，受试者就会夸大自己当初预测的准确性。比如说，原来学生预测事件会发生的概率是30％，现在他可能会记得自己当初预测的是50％。反之，如果学生当初预测的是上述事件不会发生，他会虚报自己当初的预测—本来认为事情不会出现的概率是50％，现在则声称自己当初预测的是30％。总而言之，受试者在回忆自己当初的行为时，总会让自己看起来更有“先见之明”。

出现类似记忆倾向的还有一类人—赌徒。如果你碰巧认识这种人，你可以让他讲讲赌赢时的故事，然后再问问赌输时的情况。这些人在讲述这两种不同情况时，说话的基调总是不一致的。典型的赌徒都会欣然接受胜利，同时下意识地掩盖曾遭受的失败。

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的汤姆·季洛维奇专门跟踪过一些赌球老手的行为。“我一直纳闷，为什么这些家伙总是信心满满呢？他们输得一塌糊涂，还会坚持从头再来，这在某种程度上很令人佩服。”

 于是，季洛维奇开始仔细调查这些赌徒的输赢状况。他给这些人录音机，让他们记录下赌赢和赌输时的不同感受。他发现，当赌博者押对的时候，他们总是用非常夸张的语言自我炫耀—“我就知道，肯定会是这样！”可是当押错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说比赛“本来应该怎样，总之不该是这样”，试图遮掩自己的失误。吹嘘自己成功或者为失败开脱所起的效果大体上是一样的：让自己的“先见之明”，通过各种“事后之明”，显得更突出。

发生在学生和赌徒身上的情况绝非特例。人们总是不断地用一种更加积极的方式来重构记忆，自我美化的倾向固执而微妙地扎根在内心。这并非蓄意歪曲事实，只是本能地将过去的言辞和举止想象得更美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