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丰镇竹林村，原本“养猪明星户”的数千平方米猪舍所在地，成了林地和苗圃，他家也改行注册了园艺公司。孔令君　摄本报记者　孔令君两年前，也是这时节，乍暖还寒。传来黄浦江漂死猪的消息，数量很大，甚嚣尘上。

　　出这事之前，不少上海人还不清楚，自家吃的猪肉产自哪里；更不知道，在邻近的农村养上万头猪，会威胁到黄浦江，甚至饮用水安全。

　　矛头一致指向嘉兴，数百位记者蜂拥而去，把好几个村子翻了个底朝天。有蹲守一个星期的，看到了河道里的死猪，就像终于抓住了犯人似的：看！都是你的错！

　　长三角河浜细密成网，原因究竟是什么？

　　去年初，记者总想着没弄明白，就“偷偷摸摸”又去了一趟嘉兴，找了见过面的养猪大户。那时他家数千平方米的猪舍已拆了大半，养了20多年猪、一度被誉为“致富能手”的他，突然说不养猪了，要转养泥鳅和牛蛙。记者将信将疑。

　　后来记者又去过一趟，采访当地一位领导，谈与上海及长三角的关系。她感性，从城市发展讲到了“一只猪的启示”，谈及区域性、流域性问题的沟通机制，谈及生态环境的重要以及转型升级的难度。在座的人都感慨：“猪，是不能养了！”

　　最近记者还去，摸了几个已熟悉的养猪村，寻了故人。大不同！两年前曾经在十天内接受了上百家媒体采访的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很有底气：村里已拆除违章猪舍38.7万平方米。

　　对！没听错。记者重复了好几次跟陈云华确认：确实，一个村子就拆了38万7千平方米的猪舍；而竹林村所在的新丰镇，生猪存栏量两年间减少了至少41万头，从45万头减少到了3.5万头。

　　看来，是时候谈谈猪的事了。

　　表面是一只猪，却可以剥皮深究，窥一眼整个长三角的转型升级的决心。

　　“嫌疑最大”的“死猪源头”

　　实际上，成百上千的猪漂到黄浦江，绝非“一日之功”。

　　但对竹林村来说，2013年的3月11日，事情搞大了。先是国内一家大电视台记者来了，扛着机器对着村里的猪舍猛拍一通，然后找到村支书陈云华，让他谈“猪的事”。

　　那一天，陈云华当上村支书才4天，在镜头对准他之前，他还不知道发生在黄浦江的事。压力之下，他满脸涨得通红。

　　紧接着的十多天里，全国各地涌来了数百位记者，有自己“摸”来的，也有经过当地政府安排，一整批坐车来“要求参观”的。

　　记者当然知道竹林村突然火爆的原因—就在几天前，当地报纸刚做过系列报道，有读者反映，有记者暗访，并提出“死猪处理”，是“一个养殖大村之痛”，稿件中写道：“被丢弃的病死猪，有的装在化肥袋子里，有的直接暴露在河岸上，不少死猪身上已经长出了青苔……”

　　这些稿件，篇篇指向竹林村。

　　这个村子，是当时记者们在网络上能搜索到的，唯一的、也是“嫌疑最大”的“死猪源头”。

　　在长三角地区，嘉兴原本就是“养猪大户”，而最出名的就是“新三桥”，分别是新丰、西塘桥、凤桥、曹桥，这4个乡镇在地图上基本形成一个三角形，被称为“猪三角”。而即便是在“猪三角”中，竹林村也是“大户”。

　　毕竟拆了38.7万平方米，想想当年盛况，也是醉了。

　　两年前记者在村间小道上和陈云华无意中狭路相逢时，他背后拥着一大波记者，要带他们去看一处病死猪处理池。那里的水泥盖紧紧盖着，打不开，实际上也没人真正想把它打开。盖子旁边的化肥袋里，露出一只刚死不久的小猪。于是相机咔咔咔，响个不停。

　　陈云华还推荐大家去看村里建的猪废物收集处理中心。而人们不管看了没看，还围着他要生猪存栏量，要病死猪率，看到猪舍门前散落着抗生素药罐，又缠着问猪肉安全问题；还有各路插进来的记者，要求解答猪耳标的问题；还有外国媒体，雇了地陪和翻译，一个劲地问沼气池建得够不够。他能回答的，都回答了。

　　那十多天里，他每天都在接待记者，每天大早上出门，晚上10时前绝对回不了家。到家后，别提看电视、关注舆情啥的，倒头就睡。

　　其中有一天，他跟村里的老书记讲：我这个书记估计当不成了，才上岗就要下岗了。

　　“猪实在太多了”！

　　陈云华也是自信的，被媒体轰炸了好几天之后，有一天再次面对大电视台的镜头，他坐正之后，抖了抖西装领子，微微一笑问旁人：我这样还不错吧。

　　毕竟，竹林村“猪多业大”，各方面配套做得也齐全，镇干部、村干部每年70%的工作，都用在猪上，检查、统计、防疫、整改……对于环境的压力，他们也早意识到了，不断要求养猪大户“两分离三配套”，这是不少嘉兴村镇干部非常熟悉的词，即“雨污分离、干湿分离；沼气池、沼液池、干粪堆积池配套”。

　　扔死猪的，村里也抓，白天里河道里捞出死猪，肯定按耳标查，追到了逃不掉罚款几百元，很严的。

　　而早在2011年，嘉兴市政府就出台过《关于加快推进嘉兴市生猪产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

　　不是没在做，而是“猪实在太多了”！

　　当地镇里分管招商的干部和记者开玩笑说，以前客商来，不用看路牌，只要摇下车窗，闻到猪臭味越来越重，就知道快到了。记者两年前来，几个村房前屋后都是扩建围墙和小棚子，养猪用的。

　　干嘛不养啊，太方便了。农村老人养上十来头猪，一天喂食两三次花不了多少时间，田活不耽误，带孙辈也来得及；买饲料、打防疫针、卖猪一个电话都能上门。在长三角不少地方，养猪原本就是习以为常的副业，一户普通人家一年“顺便”养一些猪，赚得少有一两千元，赚得多有一两万元。对广大“散户”而言，成本只是自己劳力及一些米糠油糠，照农村观念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而对养猪大户而言，猪价涨跌，但平均来看基本有得赚，尤其2000年后猪价日涨，赚头越来越大。

　　至于环境污染嘛，在轻松创收面前，似乎并不感觉得到。当年就有养猪户坦言，一直在这生活不觉得臭，只有偶尔从镇上回来，才会突然发现，猪哪能这么臭！有些断头的死河浜，淤积了太多猪粪和垃圾，河面成了腐臭不堪的陆地，常看到鸡鸭鹅，摇摇摆摆走过河去。

　　这位养猪户也想不起来，啥时候变成这个样子，老早之前，自己就在这河里游泳钓鱼来着。

　　两年后的原因分析

　　在大批死猪漂到黄浦江之前，在很多人看来，臭河浜之类不算啥大事。

　　但漂猪新闻一出，嘉兴不少干部忙坏了，每天一起床就往村镇赶。省里市里大动员，要求深入开展清查，“不失时机，不留死角”。河道里多了不少船，拉网式打捞、处理河道漂浮物；田间地头、农村房屋前后都被要求清理。

　　很多人追着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量死猪漂到黄浦江上？并补上一句，以前为啥没有？

　　当时看不清、讲不清的，两年过去，更清楚一些了—一、死猪扔河浜，以前也有，从长三角地区农村普遍养猪的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　只是量不多而已。

　　二、养猪大户均建有死猪处理池，对生猪有详细的生老病死登记册，基本靠得住。可大量“散户”家死了猪，送去村里的处理池嫌麻烦，垃圾堆或河浜里一扔，最方便。

　　三、曾经还有过死猪不扔河浜，是因为能卖出点钱，有人非法收去屠宰加工成猪肉，卖到工地食堂小吃店；　当时嘉兴严抓严打，2012年当地法院刚判了一个制销死猪的大案，一个团伙均被判重刑，其中3人“无期徒刑”，村里没人敢收死猪了。

　　四、理论上，各乡镇对处理病死猪均有补贴，发给上门收猪人和养猪户，每头少则十几二十元，多则八九十元，但各村执行千差万别，有资金不到位的，也有干脆不发的。发与不发，直接关系到死猪扔或不扔河浜里。

　　五、2013春节前后，忽冷忽热温差大，病死猪尤其小猪数量增多。记者的这一判断，来自平湖市广陈镇龙兴村的养猪大户马保良，他家猪舍条件很好，铺地板、有“小太阳”供暖，可那时节也挡不住。

　　市里下了大决心

　　最大、最关键的原因，还是这句话—猪实在太多了！2012年，嘉兴全市生猪存栏量大约730万头，若按照养猪业内的说法，1头猪产生的污染需要5亩地来承载，嘉兴早承受不起了。

　　暂不说典型的竹林村，找个偏僻一点的普通村子—平湖市曹桥街道的野马村，两年前数百位记者拥入嘉兴，也找不到它这儿来。这是个纯农业村，村子距离主干道远，若种植大棚蔬菜啥的，卖出去不方便，村里世世代代，养猪都是条好路子。

　　两年前，村里480户人家，420户养猪，生猪存栏量是三万一千多头。猪数是人数的几十倍。

　　村支书王亚勤，风风火火的女同志，她仔细回想，从2007年开始，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到猪上，每天都督促着养猪户“两分离三配套”，忙着发告知书和宣传材料。环境不好了，她也着急，小时候游泳洗衣服的小河，早已经臭得不成样子。

　　可她从没想过，养猪这件事还可以“大逆转”啊？

　　在“黄浦江漂死猪”的舆论风波平静之后，没过多久，她被通知去嘉兴市里参加关于养猪“千人大会”，还要求她表态发言，当了十多年村干部，可从来没到市里开过会。

　　市里下决心了！猪是不能再多下去了！正逢浙江全省范围的“三改一拆”和“五水共治”，嘉兴下了大工夫，拆除违章猪舍、治理水环境，进而转型升级。

　　嘉兴市委书记鲁俊曾和记者开玩笑，说那段时间自己是位“猪司令”：为了拆除违章猪舍，她光是新丰镇就去看了5次，现场开座谈会，第一次动员不养猪；第二次动员拆猪棚；第三次做“钉子户”的思想工作；第四次要求对确有困难的养猪户帮扶到位；第五次，她请村镇干部们吃年夜饭，为了猪的事，辛苦了！

　　工作都是村干部带头的。

　　王亚勤做的第一件事，是跑到娘家去，哄着老母亲和弟弟，把家里猪卖了，把后院200平方米的猪棚拆了。老妈不愿意，说不养猪就没事干了，还说就养两头有啥呢，又不养多。王亚勤先劝弟弟再劝娘：拆了吧，否则村支书工作不好做。

　　如今，她家弟弟、弟媳都在服装厂上班，每天都接了点活回家，给老妈缝缝纽扣啥的，赚点外快。如今她母亲乐得很，说“没那一身臭味道”了。

　　陈云华呢，他也是村里不大不小的养猪户，家里也建有1000多平方米的猪舍。先从自己下刀，卖猪拆猪舍。收猪的经纪人知道他是村支书，有决心，卖得又急，所以价格上不去。如今呢，陈云华带头在村里种植生姜，这几年行情还不错。

　　原本想都不敢想的“猪转型”

　　想法也不是一下子转过来的。有村干部坦言，刚开始时候一两个月，一户都拆不下来。

　　养猪户们曾把矛头都指向村干部。拆违章猪舍第一年间，陈云华去找老书记“求开解”。老书记说，拆违章猪舍从长远来说是好事，村里现在怪你，但过几年就好了，子孙后代肯定说你好。

　　陈云华又跟老书记说，我估计这次村里选举，我选不上了。老书记说，你看着吧。

　　后来，陈云华全票当选村支书。

　　再后来，有因为不让养猪而闹过矛盾的村民主动找上陈云华，尴尬地打哈哈，说讲老实话，如今心里是服气的，整片的猪舍变成了菜园，大片黄绿，舒心得很。这几年猪价也“配合”，跌跌不休，不少养猪户亏了，可家里有猪棚，骑虎难下，还有来村委会求着拆违章猪舍的。

　　王亚勤那边，靠的是她“铁娘子”的苦口婆心，每户人家她都上门走访10次以上，讲退养补贴政策，讲环境，说以前村里多好啊，河里游泳洗衣服，现在搞得洗拖把都嫌脏……如今的野马村，猪从3万多头减至不到2千头，“回到上世纪80年代水平”；竹林村呢，猪少了之后，村里突然有了新乐子—女人跳舞！每天晚上村里的小广场，小音箱一响就爆满，大妈大姐都来跳舞，还成立了舞蹈队。男人钓鱼！似乎是发现新大陆一般，村里不少人发现河浜里有鱼了，“虽然远不及小时候，但两小时下来，也能钓上七八条。”周凌峰说，环境大变样，也就一年半时间，他也觉得神奇。

　　周家是竹林村的“养猪明星”，周凌峰的母亲胡玉红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养猪，曾因为猪养得好、带领村里养猪致富，还获得过浙江省“三八红旗手”，其它各种荣誉多了去了。他们家也曾是竹林村最大的养猪户，猪舍面积达到近4000平方米。

　　如今呢？原来的猪舍成了林地和苗圃：林子里养了贵妃鸡；靠近主干道的一侧，建了玻璃房子，成了苗木花卉的展示中心。因为附近河里能钓鱼了，周凌峰还计划开农家乐，供城里人钓鱼喝茶聊天。目前这样一年下来，一家人有20多万元的收入，和养猪时相比收入减少，但风险也小了。

　　大户大转型，小户也改行。竹林村搞了好几期技能培训班，有教授大棚种植的，也有对口临近的工厂岗位，教技术的；还有针对妇女，安排家政服务工作的。在王亚勤的牵线搭桥下，野马村村民从镇上的服装厂接了单子；村镇工厂开招聘会，也优先招录生猪退养户，并放宽年龄限制，村子里的施工、河道保洁都能优先安排；而村里60岁以上的生猪退养户，每人每月有100元生活补助，再到村里合作社的菜地打打工，每年能到手的钱，和养猪差不多。

　　让陈云华感到惊讶和欣慰的是，相比臭烘烘的大养猪时代，他突然发现如今村民对环境要求高了很多—村里企业的烟囱一冒烟，就有人到村委会举报，说人家“乱排放”！看到别家在河岸上丢放垃圾，竟冒出好几人追着要说法，闹到村委会，倒说要“监督环境”来了。

　　这一切一切，两年前，谁都不敢想！

　　记者手记

　　猪和烟囱，是消失还是转移了？

　　嘉兴“猪转型”的背后，是整个长三角在经历粗放式发展后，全社会的主动自我反思。未来长三角的发展，必定是更加牢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更追求人们的终极幸福。

　　这片土地上原本数百万头猪，能在两年间消失到只剩80多万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却也做成了。就像原本长三角林立的烟囱和排污管，如今大多数也消失了，生活质量却不降反升。大家回过神来，个个点赞叫好。

　　可记者放不下心的，在于这些猪和烟囱，究竟是消失了，还是转移了。

　　目前打听到的，是嘉兴的养猪大户，有被中西部省份重金请去，担任“技术顾问”的。电话打去一问，说那边养猪，基本还是老早的“嘉兴模式”，整个村子都是猪臭味……长三角在自我反思，转型升级、创新发展，而这些反思后的成果和经验，能否早一些复制推广到更广大的地方去。毕竟，这片天空和空气，这纵横交错的江河湖海，都是我们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