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地震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如王石等一些长久以来形成的商界偶像因其不当言行在人们心目中轰然坍塌；如王老吉等出手大方却又有借机营销之嫌的企业，在享受知名度大增好处的同时，也受到“动机论”和“效果论”两派观点激烈对立的困扰；如可口可乐等国际着名企业，因其决策过程繁杂和按照国际通行的慈善文化行事的作风，导致虽出了钱，捐了款却被戏称“国际铁公鸡”——打碎了牙只能往肚子里咽。

　　这些企业和企业家按照他们一贯形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事风格指导他们在这次大灾面前的行为，他们所表现出的作风与人们对他们的基本印象是合拍的，不管最后的效果如何，我们都知道那是对于他们自己来说的理性选择。这种选择是企业经营管理层面的一部分，是企业生意的一部分，没错，做企业的按照做企业的游戏规则来对待他所遇到的一切显然是正确的，即使效果是负面的——如王石。

　　下面我想讲的故事也是企业行为，但似乎他们的行为更多的像一个人的简单直觉而不像是一个企业的理性决策，这三个故事都和这回受灾最重的北川县有关。

　　第一个故事：5月12日汶川地震发生时，江苏黄埔投资集团的董事长陈光标正在武汉开董事会。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刻把董事会改成了抗震救灾部署会。随后，陈光标紧急调度60台大型机械，其中包括吊车、推土车、挖土机等。 12日下午4点，机械集结完毕，陈光标带领公司组织的100多名救灾人员开始向灾区进发，这个时候，政府总理温家宝也登上了前往成都的飞机。 13日中午，陈光标到达都江堰， 13日下午3点多，陈领头的救援队伍终于到达受灾较为严重的北川县。与当地政府联系后，陈光标和他的救援队伍被派到北川中学救援现场。 在北川中学，陈光标背出了二百多具死尸。陈光标和救援部队几乎同时到达北川，和部队不同的是，他同时带来60台大型机械，谁都知道，这些机械对于抢救生命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故事：５月１２日下午，北川刘汉希望小学的师生们正在上课，大地开始震动；学校的围墙和四周的民房，一个接一个倒塌。教学楼发出了咔咔的声音。地震平息后，老师和同学们形容说，楼房剧烈摇晃，像荡秋千一样，但三层的教学楼没有倒，数百名师生无一伤亡。 北川刘汉希望小学建于１９９９年，离被地震彻底摧毁的北川县城８公里。地震那天，共有４８３名学生，２８名老师在校。 震后的学校，周边已成瓦砾。教学楼屹立不倒。 这所希望小学是四川汉龙集团董事长刘汉捐建的。为了北川刘汉希望小学的建筑质量，汉龙集团不是像众多的企业所做的那样，把钱仅仅捐出去，而是派出懂建筑的办公室主任亲自做监工。每一袋水泥、每一条钢筋，甚至石子的形状都要经过他这一关。他还记得，在建这所小学时，公司领导对他说：建学校是千秋大业。他们捐赠的北川县擂鼓中学汉龙教学大楼，同样在一片废墟中屹立不倒，连玻璃幕墙都没有倒下。

　　第三个故事：5月12日下午7点，惊魂未定的长虹集团从从绵阳市抗震救灾指挥中心得到消息，绵阳市辖的北川县在地震中发生惨重人员和财产损失。长虹公司立即主动请缨组织抢险队去北川，救援受灾群众！在总经理刘体斌的带领下，工作人员立即分组奔往各个家属区，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就靠着大喇叭喊、人员奔走相告的办法，长虹公司迅速组织了数量达500名的抢险队伍。当晚9:00左右，第一批抢险队员由公司副总经理带队紧急出发了。他们与广大武警、部队指战员一起，汇成了最早赶到灾害现场的救援大军。13号上午，专程赶来一辆的长虹货车到了，车上拉的厂服和馒头立即被工作人员分发给出城的又饥又寒的受灾群众。之后长虹马上腾出了培训中心，把北川中学尚存的一千多名师生接到那里。我刚从绵阳回来，亲眼看到师生们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照顾。

　　这三个故事中的企业和企业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手伸得很长，超出了企业参与公益事业通常的做法，承担了不需要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通常的做法是企业出钱，剩下的事由政府和相关机构来做。在关键的时候、关键的地方他们靠的是做人的直觉而不是企业经营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认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做好它的本分，即，为股东创造利润。这种观点的基本逻辑是，如果社会中每个个体——包括企业——都能追求自己的最大目标，那么，“看不见的手”就会调节社会走向社会福祉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么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比如，如果企业对员工的基本权利不能给予保障，那么员工可以辞职，用脚投票（虽然对于员工而言，辞职会面临很高的失业风险），这样，做得不好的企业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如果企业生产对环境造成损害，那么政府——作为维护社会福祉的代表——可以站出来，通过对企业实施应有的惩罚来制止损害。

　　按照这种逻辑，企业应该是为股东实现利润的经济实体，并且应该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实践股东利润的最大化。虽然企业在利润实现的过程中会占有和使用各种经济、社会和自然资源，但从自由主义经济学观点看来，企业占有和使用资源并不是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理由，因为市场机制能够使那些被企业占有和使用的资源得到公平的回报。

　　中国的大量主流经济学家和相当多的企业家都信奉这样的理论，王石的昏话显然是得益于这种理论的熏陶。

　　近几十年来，我们一门心思的在增长、挣钱的路上狂奔，现在是到了重新思考企业和企业家的的责任问题了。中国发展方式的特殊性，使我们不能在所有的问题上拿中国的现实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相比。中国的现实是有一个强势的政府，却没有发达的非政府组织体系的存在。作为最有效率的组织机构，中国的企业显然要承担发达国家通常由非政府组织承担的社会责任。在一个贫富悬殊巨大，富人过多的占有本不应该属于他们的社会资源的前提下，企业家们显然也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在这样一种国情下，企业经营者跳出西方企业经营理论的束缚，恢复到“人”的层面思考问题，可能更有力于企业的发展。我不相信，在中国，这三家企业的做法会让他们的企业比别的企业经营的更差。

　　曾经有外国人问周恩来：你首先是一位共产党员还是一个中国人？——显然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问题。他们没有想到，周恩来的回答是：我当然首先是个中国人。

　　今天我们向企业家们发问：你首先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中国人？回答这个问题需要考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