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曾经很自豪地宣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到底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对公孙丑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这种浩然之气，必须包含道义，离开了道义就没有意义。它是道义行为积累而成的，不是偶然的义举就能获得的。南宋文天祥有感而发的《正气歌》，是形容浩然之气最有名的诗篇：“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也只有文天祥这样的正人君子，才配得上浩然之气的称谓。

    养气的关键有三个词：存心、求放心、不动心。所谓存心，就是保存住心中的那点善念。“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离娄下》）孟子还专门使用过一个词——夜气。他认为，晚上夜深人静，摆脱了利禄之念，没有了嘈杂干扰，这时人能够平心静气，心无杂念，这种清静豁亮之气就是夜气。一到白天，难免受到各种诱惑扰乱，存心就是保持夜气。同时，要把白昼干扰之中外放的良心再收回来，即求放心。山上的树木再好，也经不住斧斤砍伐。“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所以，求放心是更为积极的存心。“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养气成功的标志是“不动心”。孟子自豪地宣称，他四十岁上就不动心了。所谓不动心，就是不为利害所迷，不为得失所惑，坚守自己的信念。

    养气的方法是“思诚”、“自反”。在《中庸》中，子思提出了一个儒家十分重视的修养方法——慎独。所谓慎独，是由曾子的“一日三省吾身”演化而来。《中庸》称：“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孟子所说的养夜气，实际上就是子思所说的慎独的另一种表达。

    在孟子看来，人的浩然之气，都是被贪欲破坏的，因此，压抑欲望是修养的重要环节。“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所以，只有君子才能在物欲面前不动心。孟子对于治理国家有个着名论断：“有恒产者有恒心”。然而，这只是对普通大众而言，同这一论断对称的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梁惠王上》）养成浩然之气的标志就是不论是否有产，不管潦倒还是显达，都能坦然相对。所以，要做到不动心，就要经得住艰难困苦的磨炼。“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尽心上》）即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经过了这样的考验，就能成长为大丈夫。

    养成浩然之气，不论境遇如何，都能坚守道义。“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

    古之人，得志，泽加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景春把“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张仪、公孙衍之流称为大丈夫。孟子反驳道：这些人怎么能称为大丈夫？所谓大丈夫，不是名动天下，更不是权势显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从管理思想的角度看，孟子倡导的浩然之气，可以使我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古代的管理体系。如果说，《中庸》以“诚”给出了支配管理活动的潜意识层次的价值前提，那么，孟子的浩然之气就给出了管理活动的显意识层次的行为前提。在孟子那里，管理社会和国家必须由君子来主导，惟有君子方可实现仁政，惟有养气方可培育君子。反过来，仁政不仅仅是民众安居乐业，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道义。内圣和外王，靠的就是浩然之气来支撑。而浩然之气养育出来的人物，大则惊天地泣鬼神，小则感人心动肺腑。文天祥赞扬的齐太史、董狐笔、张良椎、苏武节等历史人物和事件，无一不是社会的楷模。在行为选择中，具有坚定明确的价值观，与价值观漂移或者模糊相比，会在选择的优先考虑上大不一样。孟子有一段名言：“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辞也。”（《告子上》）即便是企业经营，如果仅仅生产商品而不能输出价值观，则不过是一种营利工具而已，决策就难免“苟得”或者“苟免”。民国三年，曾经名满天下的票号日升昌破产，被北京政府司法部门查封，原来已经辞职离号的二掌柜梁怀文，闻讯回来到司法机关报到，毅然承担起清理号事的重任。这种道义担当，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浩然之气在商业中的分量。心理学家马斯洛在谈到企业管理时，曾经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一个赢利情况很好但采取集中营式管理的企业，员工的创造性被扼杀，另一个财务报表显示亏损的企业，拥有卓越的人力资源，哪个企业更值得投资？发明了平衡计分卡的卡普兰，针对以往偏重于财务和客户的企业管理，专门提出用学习与发展来平衡其他指标。在发达国家的管理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价值观和人本的情况下，适当关注孟子的思路，可能会有所启示。当然，我们并不倡导回到孟子，也不认为孟子的浩然之气就能等同于现代价值观。而且孟子仅仅强调浩然之气，并为此排斥物欲，走向了极端。然而，当今物欲横流，缺乏精神支撑，是否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何在现代化的物质追求同价值观的精神支撑之间寻求平衡，值得管理学界思考。

    另外，鱼与熊掌的典故，在管理决策上具有现实意义。决策作为人类行为的选择，经常会听到如此告诫：选择正确的方案。从逻辑上看，如果在决策选择时就能判断方案的正确与错误，那么选择就没有意义。所以，决策不是正确与错误的选择，而是优先顺序的选择。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选熊掌而不选鱼，只能说明熊掌的价值高于鱼，不能说明选择鱼是错误的（决策正确与错误的判断属于效果判断，与选择不具有共时性）。如果没有明确的价值观，这种选择往往会造成管理陷阱。例如，缺陷产品是召回还是隐瞒？员工管理是鼓励自治还是强化他治？战略方向是利润还是服务？等等，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两难选择。对于经理人来说，浩然之气的全部作用，表现为给定了在大大小小无数个行为选择中的排序标准，养成行为选择中的习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