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上司有一个雅致的中文名字：邓飞克。当初正是他把我招进公司的，听到他要调过来的消息，我格外高兴。

迟到与罚款

邓飞克接手我们分部的第一个月月底，我做好了工资册，送去给他签字。没等我回到座位上，电话铃响了，是邓飞克打来的，让我再去他办公室。

“请你告诉我，员工的工资为什么有扣款一项？”

“先生，根据分部规定，员工上班迟到是要被罚款的……”

他惯常的微笑意外地不见了。他一脸严肃地说，员工手册上没有关于迟到罚款的条款，员工的合同上也没有。

“并不是所有规定都在员工手册上。”我无奈地说，“这是我们自己制定的考勤管理制度，这种临时制度再常见不过了。”

邓飞克的脸色变得难看起来，“不，”他提高了嗓门儿，“难道总部授权分部制定规章制度了？我在公司十几年，没有一家分部得到过这样的授权。”

这样的规定还要总部授权？这难道不是为了有效地管理公司？

邓飞克对我的解释没有兴趣，他一再强调分部没有权力发布任何规定，不能超越权限。

“好吧，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这是前任经理批准的。”

“立即废止，同时清理其它类似的制度。”邓飞克不仅要全面停止这种“违规行为”，甚至还说，薪水标准是公司与员工签订的契约，随便扣钱无异于违法。

真是小题大做，不可理喻。我抓起工资册，掉头而去。

我正改着工资册，电话铃又响了，还是他：“员工迟到是不能允许的，我们要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给我一点时间，我会想出解决方案的。”

这老外，你不是不让罚款吗？你又有什么高招呢？

一个下午没有听见邓飞克的声音，我窃笑不已，不知他的脑子想破了没有。

快下班时，邮箱里传来了他的方案：

员工初次迟到，由部门主管和他谈话，了解迟到原因；

员工再次迟到，由分管部门的副总与他谈话；

员工第三次迟到，由你与他谈话，指出他的行为已经违约，给予口头警告；

员工第四次迟到，由分部总经理与他谈话，给予最后一次改正机会；

员工第五次迟到，表示已经无可救药，直接到你的部门，解除劳动合同。

这个方案让我快要昏厥了。正哭笑不得间，邓飞克的第二封邮件接踵而至：

亲爱的丽达：

作为人事经理，你应该了解公司承诺给员工的工资是受法律保护的。你没有权力加罚员工的劳动报酬，也不能违规代表公司错误地行使你的权力。这可能造成公司在法律上的风险。

员工迟到有两种可能：一是客观原因导致他们意外迟到，这是可以谅解的，不应该扣罚他们的工资。我们是讲理的公司，公司的价值观是并重员工的。二是员工刻意迟到。这意味着员工没有履行他的职责，违背了合约承诺，给予警告。

如果员工迟到就扣工资，意味着他可以用钱买回他的工作时间，而这些时间是他同意由公司支配，并支付给他报酬的。那么，是否合同的规定的双方承诺都可以用钱做交易呢？约定的事情就不可以改变，这是原则。如果你不能正确地理解并按照公司希望的方式工作，那么就是你失职。

读完这封邮件，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同事们也读了，没有人再说话。

或许，这只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小冲突；或许，这是我们在契约精神上的巨大差别。

多余的责任感

经过三个月的培训，市场开发部从上海迁回来了。他们属于新的分部。筹备期间，由我负责行政事务。

这是公司首次在江浙以外地区设立新机构，有一些细节没有衔接妥当：市场部员工的交通费不能及时从总部得到报销，部门经理问我怎么办。

 按照公司划定的权限，人事经理不能签字为市场部申请费用。无奈之下，我用自己的钱代公司员工垫上交通费，单据自己保存着，等日后总经理到位再报销不迟。

七个月后，新分部大功告成，将择日开业。

邓飞克也来了——由于总经理不能及时到位，开业前的工作由他负责。

邓飞克笑着夸我工作做得出色，又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想起前期的费用单据还在自己这儿，于是简单把情况说了。邓飞克立刻答应，让上海方面打足够的备用金来，这时，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万多元人民币全是员工自己垫付的？”

“不，员工并没有垫付。财务部说新分部没有总经理，没有人有权力签这个费用，我就先垫了。”

“这么说，是你用自己的钱在为公司付这笔费用？”

“是的，先生。我有义务解决这个问题。”我有些自豪地说。

他却摇开了头。我疑惑地望着他。

“丽达，你做错了事情。”

我面红耳赤，他这样说，真让我有点生气了。

他依然自顾自地说着“有问题应该及时汇报”之类的话。我当然知道，上司有权力有义务解决我的问题，但我自己主动承担责任就错了吗？我给公司造成什么损失了吗？

 看到我不满的神情，邓飞克的语气缓和下来：“你做了许多有效的工作，但你为公司垫付费用并不是为公司好，相反是害了公司。你遇到问题，没有坚持公司解决问题的原则，执着地去反映情况直到问题解决，而是选择了不声不响。你这样做掩盖了公司存在的问题，没有让问题得到及时反映。那么公司如何改进管理流程？我们还要开设其它分部，这个问题将永远存在，难道，你没有想过这是个必须由公司去解决的问题吗？公司要发展，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不解决，它将带来多大麻烦？”

我激动的情绪刹那间平复了。或许我的东方思维的确出了问题。员工的责任感，并非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至少，这件事情上，我的责任感是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