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产量连年增　补贴政策立首功

　　“２０１１年河南省粮食产量达到５５４亿公斤，连续６年超过５００亿公斤。粮食连年丰收，不仅满足了全省１亿多人口的粮食需求，粮食调出量也逐年增加。”河南省农业厅总经济师魏仲生说，随着以农业补贴为代表的惠农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河南农业取得连续多年的丰收。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先德说：“２００４年全面实现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前，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总体上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８－２００２年减产，此后２００４年到目前实现８连增。”

　　粮食直补等惠农政策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许多原来外出打工的农民返乡种田，粮食播种面积有所增加，粮食产量显著增长，农业科技水平明显提升。陕西省渭南市农业局种植业科科长张永民说：“经过几年的良种补贴，麦田的‘几层楼’现象已经没有了，这说明良种普及率和纯度提高了，要在以前麦田里的麦苗至少能分五六层。”

　　吉林省榆树市在全国产粮大县中占有重要地位，已连续８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市）标兵”称号，用市委书记李国强的话说，榆树的特色和根基是粮食。“近年来，国家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越来越大，强农惠农政策接连出台，这让我们看到了发展粮食生产的曙光。”李国强说。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支农项目都向产粮大县倾斜，抓粮积极性也自然高涨。

　　初步建立起来的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使我国农业科技、农业产业化、机械化以及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都取得长足进展。西南财经大学教授胡小平说：“粮食产量实现八连增，农民人均纯收入以每年近６％以上的速度增加，农民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可见我国实施农业补贴及惠农强农政策战略的远见卓识。”

　　补贴水平仍低　补贴结构不合理

　　相对发达国家而言，目前我国农业补贴支持力度还比较低。东北财经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肖兴志说，尽管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与保护力度近几年来在不断增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补贴总量还达不到ＷＴＯ农业协定中“黄箱补贴”允许的８．５％的水平。中央财政“三农”支出由２００３年的２１４４．２亿元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４０８．６亿元，绝对数增加很快。但是初步计算可以看出，这几年“三农”支出总量占财政支出比重却一直在１５％－１７％之间，比重基本没变。

　　“部分农业补贴项目操作方式的间接性，使农民获利减少。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预算管理体制不完善，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难以提升补贴的整体效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说，“目前，我国实施的农业补贴分别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这就导致多头和交叉管理、机构设置分散、业务分割、职能重叠、部门利益严重、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农业资金的支出来源过多，重复浪费现象较为严重，部门本位主义和寻租活动等大大降低了农业补贴的政策效率。”

　　警惕农业补贴占比“双下降”激励效应“双放缓”

　　相对于实施初期对“保供给、促增收”的显著效果，当前农业补贴的激励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效益递减趋势。各地农业补贴发放金额虽稳步上升，但依然无法冲抵农资价格上涨对农民生产的负面影响，农业投入成本持续增加，且由于非农收入对农民收入贡献率增大，农业补贴在农民收入和生产成本中的比例均下降。

　　河南省的调查显示，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０９年，河南省针对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粮食直补和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两项补贴数额在主要粮食作物净利润中所占的比重仍然较低。以２００９年为例，如果考虑人工成本，两项补贴在小麦、玉米、水稻三种农作物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１８．５％、１６．２％和１２．３％，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到１％。

　　陕西省财政厅农业处处长乔普说，“十一五”期间，化肥、种子、农药等生产资料价格每年以１５％至２０％的速度增长，农民种粮成本持续上升。虽然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稳步提升，但仍然无法弥补生产资料涨价增加的种粮成本。辽宁省第一产粮大县昌图县农委主任米忠国说，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种粮农民平均亩收益从１５０元降到不足１００元，种粮的成本收益率也从２０１０年的２１％下降到２０１１年末的１６％。多位基层农业干部认为，当前各地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较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之初的几年，已有明显下滑。农民种粮积极性和粮食产量增长幅度，也呈现“双放缓”趋势。

　　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冀豫鄂皖４省６市县的２２０户农户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扩大或有意扩大粮食种植面积”的２９户农户中，没有一户把补贴作为该生产决策的主要原因。调查显示，粮食价格是影响农民生产决策的第一因素。

　　一些基层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认为，农业补贴占比“双下降”和激励效应“双放缓”的苗头如不能及时遏制，将会造成严重危害。在连续实施多年后，多数农民已将农业补贴视为体现党和政府关怀的普惠式“收入福利”，这直接导致了农业补贴与生产行为相对“脱钩”，对农民生产性决策的“作用力”越来越小，“保供给、促增收”的政策目标实现难度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