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养得多，更要养得好
9月16日，记者在世纪联华超市杭州和平广场店看到，市民们正在定点摊位前选购平价猪肉。这里夹心肉每斤17元，相比其他摊位至少便宜了三成。
中秋小长假期间，我省投放了一批政府储备的平价猪肉。这是我省平抑肉价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此同时，我省各地市场监管局告诫生猪养殖企业、猪肉批发商等不得有哄抬价格、变相涨价、囤积居奇等不当行为。
在养殖环节，我省出台多条鼓励、稳定生猪生产的措施。预计到今年年末，全省生猪存栏量可增加60万头以上，两年内将多养540万头猪，生猪年供给量将重回1400万头，70%猪肉实现省内供给。
从全国范围看，浙江较早开展规模化养殖，也率先铁腕治污、腾退落后养殖产能……畜禽养殖业历经多轮洗礼。这次增养扩容，对生猪养殖业来说是又一次变革。
这一次不仅是产能的提升，更是对畜牧业在防疫、环保、科技等多个领域的重新审视。
安全防疫
养殖户每天多洗4个澡
对于养了33年猪的安吉正新牧业负责人沈顺新来说，今年却是最让他提心吊胆的一年。自从去年全国多地出现非洲猪瘟疫情，沈顺新每天进出猪场，至少要多洗4个澡来消毒。“都洗出皮疹了。”他的右肩上，有一大块红色斑痕。
记者进入“万头猪场”正新养殖场时，仿佛到了戒备森严的军事基地。从养殖场1公里外就开始安检、消毒，经过风吹、喷淋等重重关卡，也才进入到外围的办公区域。而隔壁的猪场里，驱鸟器正在播放着“吱吱”的噪声，赶走可能携带了病毒的不速之客。
尽管追加投资近百万元，布下了天罗地网来抵御疫病，沈顺新晚上仍然睡不踏实。
今年以来，面对节节攀升的养殖利润，许多养殖户踟蹰不前，不敢增产。养殖量的增加，意味着必须承受更大的疫病风险。
“一年平，一年亏，一年赚。”沈顺新说，多年来养猪存在这样一个周期性的规律。猪肉价格往往随着这个“猪周期”上下浮动。但是去年非洲猪瘟的出现，直接导致了生猪出栏的供应量下降。猪周期被快速推入到上升通道，对养殖户的养殖预期和信心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受此影响，全国8月生猪存栏量同比下降。生猪存栏量的减少，导致了对外调生猪的依赖。
这在浙江已经是普遍现象，据统计，目前全省有近一半的生猪需要外部调入。
“前两年流行南猪北养，一些本地养殖户利用北方广袤的空间，发展生猪养殖，再供应到浙江。但疫情趋紧后，部分生猪要留在当地保供应，远水不解近渴；运过来的，因为防疫的要求，物流成本大幅增加。”浙北某县一名畜牧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在高企的生猪调入成本和锐减的调入数量面前，“南猪北养”没有想象中美好。
补贴生效 两月1.5万头种猪入浙
现象背后，再次凸显着保障生猪自给的重要性。
“强调生态保护，并不意味浙江不需要养猪了，而是根据生态容量合理地安排养殖。”省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些地方一刀切地建设所谓的“无猪县”“无猪镇”，并不符合畜牧业环保整治初衷，也不利于保障民生。
针对目前生猪养殖中存在的问题，今年6月底，我省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应的通知》，即“猪八条”，通过8条措施稳定生猪的生产和供应，其中“包括规模养殖场从本省种猪场引进的种猪，每头给予500元的临时补贴”更是创下了全国范围内针对生猪养殖的最大补贴力度。最近两个月来，国家多部委也密集发文鼓励生猪养殖。
一方面，相关部门通过新购种猪补贴、防疫设施补助、保险参保补助等方式，提振养殖信心，盘活目前规模养殖场的存量。另一方面，属地政府按照要求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禁养、限养规定，并对合法合规的生猪养殖提供用地的便利，提升增量。
密集的政策，让养殖户吃下了定心丸。种猪是生猪养殖量的晴雨表，据悉，两个月来，已经有1.5万头种猪新增进入全省的各大养殖场。
最近一年来，莲都区农业局的技术员朱琳，跑遍了莲都的角角落落，目的只有一个——寻找生猪养殖的储备用地，为新建规模化养殖场做准备。“现在网上有一些文章，把猪价上涨全部归咎于环境整治，这个太片面。”朱琳说，那几年为了腾退散乱污猪场，基层干部肩头的压力很大，也有人被问责，“但是事实证明付出是值得的，如果没有前一轮的腾退治理，这次疫情在本地造成的危害可能更大。”
记者了解到，浙江已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个通过增加养殖量来保障生猪供给的计划。从全省来看，标准化、绿色化、循环化、规模化、数字化、基地化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这也是保障生猪供给的优势产能和核心竞争力。
请猪上楼 增养并非散乱污的回归
9月5日，丽水莲都区丽新乡的黄岭上村，意鑫牧业负责人陈小平，正在给从上海买来的550多头优质种猪，办“入住手续”。经过检疫消毒，生猪搬进新家，他特意录了视频发了朋友圈，还配上了文字：“大喜的日子”。
为了迎接这批种猪，陈小平前前后后忙了近半年，投入了1000多万元资金，将原来的湖羊养殖场改造成猪舍，用于种猪繁育，“这些种猪是未来产能的发动机”。
陈小平说，上千万元的投入，主要用在了提升环保设施和防疫设施上。在这个新改造的养猪场，记者看到猪舍分为两层，中间有网格状的楼板分隔。上层是生猪的生活区，下层则铺满了木屑等垫料。垫料里有发酵菌种，生猪的排泄物落在垫料上后，有搅拌机定时搅拌，发酵之后直接成了有机肥，“废水几乎可以做到零排放”。
这套“让猪上楼”的养殖模式，学名为“非接触发酵床养猪”，是陈小平在2015年的时候探索研究出来的。那年，正是浙江水环境整治全面推进的时候，许多散乱污养殖场被关停、拆除。
环保能力几乎决定了养殖场的生死。陈小平从一个养殖专家，变成了一个环保学者，经常在各地学习考察。“最早环保意识没那么强，各种方法尝试了很多，都不能达到排放标准。”陈小平说，最后在县里的帮助下，又尝试了这套新办法，解决了棘手的难题。
如今，在环保考验中生存下来的意鑫牧业，规模越做越大，这两年存栏量稳步上升，已经成为了当地知名的牧业企业。美国一家知名畜牧企业的负责人，参观完黄岭上村的这个养殖场后，赞叹不已，立即提出了与陈小平合作的意向。
上一轮整治，仅莲都区关停的大小养殖场就有400多家，环境明显改善。其中，腾退的绝大多数是百头以下的小养殖场。这些养殖场，基本上没有环保设施，直排的猪粪甚至淤塞河道；防疫措施上也不规范，虽然生猪的绝对存栏量不算大，但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污染治理‘对事不对猪’，环保标准不能松。”莲都区农业局局长叶庆武说，“新增的养殖量都是环保设施完善的规模化养殖。”
环保不能松，防疫要增强，这是浙江各地在新增养殖场时的普遍态度。一个新建的标准合规的万头猪场，产能抵得上数百家的散乱污猪场，但污染处理能力和防疫条件大大提升了。
“生猪增养不是散乱污养殖场的回归，而是科技含量更高、抗风险能力更强的生猪养殖模式的探索和建立。”省畜牧局相关负责人说。
综合体
养殖场的新风向
“闻闻有没有味道。”在义乌市义亭镇的一处田野里，4幢6层楼的建筑耸立其间，附近还有两个5米多高的银色罐体。记者站在围墙外，深吸了两口气，没有闻到任何异味。
“罐子是生猪的尿液处理罐，楼房里住着1万多头种猪。”一旁义乌市华统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付开云自豪地说，这个占地数百亩的养殖场，里面只有20多个管理人员。
与安吉正新和莲都意鑫不同，这种“综合体”式的生猪养殖场，体量更庞大，数字化程度更高。饲料投喂、粪便处理基本都是流水线投放，生猪的食量、体温等各项身体指标，也有电子数据记录。“大数据能帮助筛选出最优质的种猪。”付开云说
这个猪场，投资达4亿元，生猪出栏量可达30万头。在人口稠密的义乌，如此大体量的生猪养殖场，让人难以想象。
“废气经过处理，可以做到基本无味；废水预处理后，接入市政污水管网，零外排。”公司总裁朱俭军核算了一下这个猪场的建造成本，土地占了四成，养殖设备、环保设施各占了三成，“资金投入不亚于造一个星级酒店。”
如今在浙江，生猪养殖不再是低门槛的传统养殖模式，而是一个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
坐在放着金猪摆件的办公桌前，朱俭军不断接着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这样的“综合体”式养猪场，华统今年要在全国建10个以上，目前在浙江省内除了义乌外，莲都、衢江、兰溪、仙居都在建设相同规格的猪场，平均每个猪场的投资都在4亿元左右。
“预计明后两年就能投产，年出栏规模都在10万头以上。”朱俭军说，这次猪价的波澜，对公司来说是一次拓展版图的机会。作为上市公司，华统过去以肉制品加工和生猪屠宰为主，这次通过收购、合作、新建等方式，布局养殖，延伸了产业链。
回顾创业史，朱俭军和莲都的陈小平、安吉的沈顺新一样，也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紧跟着农村政策发展种养殖，开始踏入养猪这门行当。只不过，陈小平和沈顺新是直接养殖，而朱俭军是卖饲料和屠宰起家。
搭上21世纪初规模化养殖的快车，陈小平和沈顺新把猪场从三头五头办到了万头的规模。而华统的饲料、屠宰、深加工的产业链，也越做越长。
多年来每一次波折，对生猪行业来说都是一场大洗牌。
在市场、政策的双重洗礼下，生猪养殖的门槛已经完全变了。大浪淘沙中，都是猪倌出身，沈顺新成了一名能读懂外文文献的高级兽医师；陈小平则对环保政策、技术了然于胸。而身在义乌的朱俭军，抓住了机会，进入资本市场，企业成功在A股上市。
浙江并不缺资本和人才。也有越来越多的外部力量正在进入养殖业，分享这块巨大的蛋糕。
10年前，互联网企业网易在安吉建设了第一个猪场。2017年，网易黑猪在网络上立即成为了众人追逐的热点。今年，网易也有新增猪场的计划。
“整个猪场采用智能控制，根据气候变化自动调节温度、湿度，根据猪的生长曲线自动调整配方进行饲喂。网易的猪都听音乐、吃液态猪粮，不剪尾巴，不剪牙齿，可以随意奔跑，生活很幸福。”网易味央相关负责人诗意地描绘了一个养猪场。
沈顺新是网易味央猪场在安吉的邻居，对它很熟悉。他说自动控温、智能投喂的那一套，在规模化的猪场里算不上稀奇，自家的猪场也能做，“不过，互联网企业的营销思维未来我们可要学一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