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认钱

    乔家大院位于山西省祁县，是清代赫赫有名的商业金融资本家乔致庸的宅院。乔致庸祖父乔贵发是乔家商号的创始人。在乔致庸执掌乔家大权后，乔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成为山西票号的实力派。

    乔家延续两百多年的兴衰是晋商五百年辉煌历史后期的写照，其动荡沉浮成为文学与艺术创作的绝好题材。《乔家大院》小说和电视剧抛开乔贵发的创业与乔致庸后代的没落故事，独独选取乔致庸这一段进行描述，胡玫对此有深刻理解。

    “其实500年前晋商就已经开始了，这些人艰苦创业，以诚信待人，具有团队精神，然后胸怀大志，怀有天下，所以他们走遍天下，心里装着天下。但是，当我研读了乔致庸的这段故事时，我发现了另外一个奥秘，乔致庸的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要讲得更有价值，因为他已经不穷了，他已经是一个财富的占有者了，他已经富甲一方，已经在那样贫瘠的土地上建起了那么大的庄园，他的存银甚至超过了国库。”胡玫感慨，“乔致庸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怎样重视教育、怎样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

    根据历史记载，乔致庸在咸丰年间就已经开始了他的股份制改革，提出佣人可以参股，这是非常先进的资本管理理念；他前期的银行改革背后所代表的“汇通天下”的理想影响了中国的金融史。

    乔致庸对诚信一以贯之，把儒家思想和晋商多年的商业实践结合；他以德用人，在徒弟们路过的小桥上，放一两银子———结果有的拾钱自己留下，有的过而不拾，他以此看出后者适合做伙计；还有的捡完以后交还给失主，他认为这是好的人才，可以做掌柜。乔家重视文化教育，高薪聘用教师，佣人也要学习；不能只认钱，要懂中国传统，要求掌柜不喝花酒，不纳妾。

    此外，作为晋商代表，乔致庸不只为自己取财，他富有民族资本意识和爱国精神。“他最后花700万两存银护矿———买下一个对他来说毫无价值的矿，只是因为想把它从英国人手里买下来，想保护这个矿。”胡玫强调，“做这样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可能更有冲击力，更有撞击力。”

    经商首重信用

    从商人乔致庸谈及商人的本质，胡玫承认，“本质上我觉得商人是一些见利忘义的人，如果他商业做得好的话，他应该是一个高智商的能够尔虞我诈，能够去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一切、见利忘义的这样一些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才算‘好商人’。”

    但当她为拍戏来到山西祁县，乔家大院建筑上刻的两个大字震撼了她的心：诚信。“看到建筑上刻的匾，上书‘学吃亏’三个大字的时候，我的心是为之震颤的。接着我也有一系列的问题，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怎么会是这样的呢？他怎么不写上‘利’，怎么不教育他的后代应该见利忘义呢？”

    胡玫的疑问丝毫不奇怪。历史上的乔致庸坚信中庸之道，他认为经商首先要重信用，第二讲义，第三才是利。他的做法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商人”这个词，不得不对商人做“活雷锋”才做的事感到匪夷所思。

    “比如说一个商人在自己的钱财都无法顾及的情况下开仓赈济灾民，赈济十万灾民达20天之久，最后他自己也没有饭吃了，拿着银子到外省去买粮，可能吗？比如说当一个乞丐从他家走过，他们家狗从那儿路过咬了乞丐，把乞丐的衣服咬破了，他们家大东家、二东家、大奶奶、二奶奶出来给乞丐陪礼道歉，然后请乞丐吃饭，给乞丐做好量体裁衣的衣服送回去，可能吗？再比如说，逢年过节，他们家会拉着牛车挨家挨户送饺子面、送肉，可能吗？他为什么？他图什么？又比如说，他们家的大门口几十年了永远拴着三头牛，任何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可以拉着他们家的牛就去犁地，只要晚上送回来，粮食他们家喂，这是什么精神？我说这整个一个‘活雷锋’，对吧，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除了赈济灾民，胡玫没有把上述事情在电视剧里加以表现，原因只有一个，她不敢拍出来，怕人家说是假的。“这难道不是个悲哀吗？”她问道。

    呼唤儒商精神

    “原先，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提倡晋商精神，晋商精神有什么可提倡的。所以，我带着这个问题走访了乔家大院，做了大量有关山西商人的调研以后我才理解了，我才找到了一种原始的创作冲动，就接了《乔家大院》这个戏。”胡玫总结接拍此戏的原因，认为她的冲动来自于对晋商精神理解的变化。

    在胡玫的心目中，乔致庸就是晋商精神的典型代表。晋商文化有许多值得表现的地方，但是她拍这么一部电视剧并不是仅仅要讲述一代晋商发展史，而是想让人明白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可能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因此，我呼唤这种精神。”胡玫说，“我还想通过讲述历史，昭示今人，呼唤他们内心当中的一种良知，不要缺德，虽然你富裕了，你不要见利忘义，要以见利忘义为耻，要以诚实守信为荣。”

    当然，一部电视剧在现实面前可能起不到什么作用，但胡玫期待的是：“乔致庸这个人物触动了你内心的良知，这难道不好吗？我觉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