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林经过观察提出了“破窗理论”。
如果有人打坏了一栋建筑上的一块玻璃,又没有及时修复,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碎更多的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在这种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蔓延。
案例:给小偷一个不偷你的理由
一个美国教授在给他的研究生讲破窗理论的时候,他开来一辆崭新的汽车放在学校门口,锃光瓦亮,然而车窗没关,而且车门大开。他在车上装了个探头,进行电化教学。所有学生都坐在电化教室里,这位教授就说,大家注意看了,我这辆车,崭新的一辆好车,车门不锁,但贼不敢偷,为什么呢?这车擦得锃光瓦亮,它没有被偷的诱因,没有信号。
教授说完,拿起一把锤子,来到车子跟前,啪把车前面一扇窗户打碎了,说大家注意看了,10分钟之后这辆车必被偷无疑,为什么呢?给贼制造了一个信号,破窗理论,这辆车疏于防范。
大家都看着表,10分钟过去了,却没人理这辆车。教授的脸上就挂不住了,哎,信号不够,拿着锤子又去了,啪又把车的另一扇窗户打碎了,说大家注意看了,10分钟这车必被偷无疑。
过了三五分钟,两个农民模样的人,探头探脑过来了,一看这车,窗户都破了,没人管了,便把车上收音机给卸下来了。又过了两分钟,又来了两个人,一看这轮胎不错,反正也没人管了,破破烂烂的,轮胎卸走了。10分钟之后,这辆车不翼而飞了。
这教授很高兴地说,你看,这就叫破窗理论。
破窗理论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家的窗户没擦干净,回去赶紧擦干净点;你家的防盗门好久没擦的话,赶紧擦擦干净;学校的校长赶紧上学校看看,窗户要是有破的,赶紧修理吧。
“破窗理论”更多的是从犯罪的心理去思考问题,但不管把“破窗理论”用在什么领域,角度不同,道理却相似:环境具有强烈的暗示性和诱导性,必须及时修好“第一扇被打碎玻璃的窗户”。
推而广之,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周围生活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正是环境暗示和诱导作用的结果吗?
如,在窗明几净、环境优雅的场所,没有人会大声喧哗,或“噗”地吐出一口痰来;相反,如果环境脏乱不堪,倒是时常可以看见吐痰、便溺、打闹、互骂等不文明的举止。
又比如,在公交车站,如果大家都井然有序地排队上车,又有多少人会不顾众人的文明举动和鄙夷眼光而贸然插队?与这相反,车辆尚未停稳,猴急的人们你推我拥,争先恐后,后来的人如果想排队上车,恐怕也没有耐心了。因此,环境好,不文明之举也会有所收敛;环境不好,文明的举动也会受到影响。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样,人的行为也是环境的一部分,两者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
在公共场合,如果每个人都举止优雅、谈吐文明、遵守公德,往往能够营造出文明而富有教养的氛围。千万不要因为我们个人的粗鲁、野蛮和低俗行为而形成“破窗效应”,进而给公共场所带来无序和失去规范的感觉。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平时一直强调的“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就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它决定了我们自身的一言一行对环境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如何杜绝“破窗效应”,关键是我们如何去把握环境的这种暗示和诱导的作用。
在日本,有一种称作“红牌作战"的质量管理活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清理:清楚区分要与不要的东西,找出需要改善的事、地、物。
——整顿:将不要的东西贴上“红牌”;将需要改善的事、地、物以“红牌”标示。
——清扫:有油污、不清洁的地方贴上“红牌”;藏污纳垢的死角贴上“红牌”;在某些地方不该出现的东西贴上“红牌”。
——清洁:减少“红牌”的数量。
——修养:有人继续增加“红牌”;有人努力减少“红牌”。
借助“红牌作战”的活动,可以让环境变得整齐清洁,生活变得舒适幽雅,人们都养成做事耐心细致的好习惯。
对于影响深远的“小过错”,小题大做的处理是非常必要的,以防止“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正是及时修好“第一个被打碎玻璃的窗户”的明智举措。 |